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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财通证券张伟：能源冲击下的中国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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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本文分析了地缘政治动荡对全球原油供应链的影响，指出中国在能源结构上具备更强的供给韧性。预计 2024 年全球能源消费将高度依赖化石能源，导致经济对能源价格波动敏感。中国的能源自给率高达 83.2%，形成了 “煤炭托底、油气补充、非化石抬升” 的组合模式，增强了工业生产的稳定性。尽管出口面临不确定性，但中国制造有望在全球订单再分配中受益。"
datetime: "2026-03-23T04:43:05.00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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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通证券张伟：能源冲击下的中国优势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张伟财经观察**

![图片](https://imageproxy.pbkrs.com/https://inews.gtimg.com/news_bt/OtI9QeLKxNCQurGCB7X5sAf7_8I_vOZTz-o7m7vFJBbnsAA/641?x-oss-process=image/auto-orient,1/interlace,1/resize,w_1440,h_1440/quality,q_95/format,jpg)

**地缘政治动荡引发的原油供应链冲击，不仅是简单的成本抬升，更是对全球制造业底层供应能力的极端压力测试。**

**作者：张伟、连桐杉**

**核心观点**

**油价冲击下的全球供给重塑：**2024 年全球能源消费高度依赖化石能源，这种结构性失衡意味着全球经济对能源价格波动极度敏感。在 2026 年地缘政治风险频发的背景下，原油冲击已不再仅仅是简单的 “成本抬升”，而是演变为一场对全球制造业供应链韧性的底线测试。能源结构决定中国具备更强的供给韧性，中国构建工业成本的 “安全垫” 相较于日、韩、德等高度依赖油气进口的传统制造强国更具优势。油价冲击本质从成本冲击转向供给冲击：中国一次能源近似自给率约 83.2%，明显高于主要制造型经济体。出口呈现 “短空长多”，但净出口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中国形成了 “煤炭托底、油气补充、非化石抬升” 的组合模式。非油气能源占比已超过七成，国内煤炭资源叠加核能、风光水电，构成了工业生产的稳固底盘。中国原油采购来源结构分散，且具备深厚的煤化工技术储备，在极端环境下具备比竞争对手更强的工业原料保供与对冲能力。

**原油冲击从 “价格成本” 转向 “物理供给”：**本轮油价冲击对出口的影响不能简化为单向利空，其核心逻辑在于 “海外供给受损是否强于全球需求回落”。工业用油中约三分之二作为化工行业原料。关键海峡若继续受阻，将直接导致石脑油、LPG 等原料供给收缩，引发海外化工装置断料停产。当海外经济体因能源成本上冲和原料短缺面临停工时，中国制造凭借产业链完整性和交付稳定性，有望承接全球订单再分配。

**中国出口将呈现 “短空长多” 的非对称特征：**三月出口预计小幅回落，后续二季度受价格与补库共振影响，进出口 “值” 可能同步偏强；三季度随着替代采购兑现与合同切换完成，出口红利将更加显著，虽然三季度出口替代效应更强，但由于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进口成本抵消，净出口表现将呈现明显的非对称性。行业替代潜力方面：塑料制品、有机化学品、钢铁及集成电路在中性情景下合计贡献出口增量约 100-350 亿美元，是传统压舱石。锂电池、光伏组件、电动汽车等新能源链条的可替代比例普遍达到 30%–55%，在供给冲击加深时弹性较高。**中性情景下，出口增量有望拉动季度出口同比 0.46%–1.58%。尽管能源进口账单会抵消部分净出口额，但在冲击加深情景下，出口同比拉动上限可达 2.94%。**

风险提示：外部需求走弱风险；能源价格超预期上行风险；供给替代能力高估风险；贸易摩擦与政策约束风险；汇率与金融条件波动风险；测算方法与参数假设偏差风险。

**内容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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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目录

![图片](https://imageproxy.pbkrs.com/https://inews.gtimg.com/news_bt/OKr8QCCsvaOJLlC7jpCl70Z3gK5_gEZsNH_KUwNx17qtkAA/641?x-oss-process=image/auto-orient,1/interlace,1/resize,w_1440,h_1440/quality,q_95/format,jpg)

**正文**

地缘政治动荡引发的原油供应链冲击，不仅是简单的成本抬升，更是对全球制造业底层供应能力的极端压力测试。在海外主要制造经济体深陷油气依赖、生产秩序面临 “物理断供” 威胁的背景下，中国是否能凭借 “煤炭托底 + 非化石增量” 的稳固能源底座，展现出显著的供应链韧性？

**一、中国的能源和供应链优势**

2024 年，全球能源消费总量已达到 592 艾焦，从最新的能源结构分布看，石油（199 艾焦）、煤炭（165 艾焦）与天然气（149 艾焦）合计占据了全球能源消耗的 86.6%。这种对传统化石能源的高度依赖，意味着全球经济依然处于能源价格波动的敏感期。在碳中和转型与地缘政治风险并行的 2026 年，理解这一结构失衡，即清洁能源（仅占约 13.4%）与传统能源之间的巨大鸿沟，是研判未来通胀传导机制、产业供应链安全以及宏观政策走向的逻辑起点。  

从边际上看，2024 年，全球能源需求同比增长 2%，其中非经合组织不仅占绝对需求量的主体，也贡献了绝大部分年度增量，占全球能源需求的 86.6%。因此，在全球能源需求增长向新兴市场转移的过程中，化石能源极高的占比叠加地缘政治扰动，全球增长韧性持续面临传统能源价格震荡的威胁。

![图片](https://imageproxy.pbkrs.com/https://inews.gtimg.com/news_bt/OhclYfiOpnYluSpetSgUyiMrU2weC7yFMJc5qEwD5tIM8AA/641?x-oss-process=image/auto-orient,1/interlace,1/resize,w_1440,h_1440/quality,q_95/format,jpg)

**从存量数据看，全球能源消费呈现极度的地理与结构差异。**

2024 年，亚太地区（含南亚）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引擎，消耗总量达 279 艾焦，占比高达 47%；其结构中煤炭占据近半数份额，在碳税成本与低碳转型中面临严峻的压力。

相比之下，北美地区（112 艾焦）高度依赖油气资源（占比逾 80%），经济增长对国际能价波动极度敏感；欧洲地区（72 艾焦）虽在清洁能源占比上处于领先，但也更易受到核能波动或极端天气对水电供应的冲击。

此外，中东与独联体国家的消费结构深受资源禀赋限制，表现出高度的单一能源依赖性。

**从边际增量看，2024 年全球能源需求呈现明显的增速分化。**

亚太地区贡献了全球需求增量的 68%，远超其 47% 的存量占比，成为绝对的增长核心；与之相对，北美与欧洲的增长率仅为 0.4% 和 0.7%。

在转型层面，全球可再生能源需求同比增长 7%，其中中国的贡献率（56%）即超过世界其他地区总和。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电力需求的增长持续领跑能源总需求，步入 “电气化新时代”：亚太与中东地区的发电量增幅分别达到 5.4% 和 5.3%，反映出新兴市场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对电力保障的迫切需求。

**全球能源体系正处于 “高碳绑定” 与 “绿色增长” 的深度博弈期，亚太地区在主导全球需求扩张与电气化进程的同时，也承载了最为复杂的结构性转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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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能源版图经历系统性重构的背景下，各主要制造业经济体因资源禀赋与产业路径的差异，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能源结构演变规律与自给能力。**

**主要制造国家中，中国的能源体系呈现 “煤炭托底、油气补充、非化石抬升” 的特征，而非日、韩、德等国高度依赖油气进口的单一模式。**

2024 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油、气、核能和其他能源占比分别为 52.8%、18.5%、9.0%、2.3% 和 17.5%，近似自给率约 83.2%，明显高于日本、韩国、德国、意大利和荷兰等制造型经济体。

横向看，日本石油占比 37.4%、近似自给率仅 17.0%，韩国分别为 42.8% 和 17.5%，德国为 37.3% 和 32.0%，意大利为 42.4% 和 25.5%，荷兰为 47.2% 和 27.6%，整体上普遍呈现更高的石油依赖和更低的能源自给水平。相比之下，中国非油气能源占比已超过七成，国内煤炭资源叠加核能、风光水电等非化石能源，构成了更强的供给底盘。

纵向看，2015-2024 年中国煤炭占比由 64.0% 降至 52.8%，可再生能源占比由 10.3% 升至 17.5%，天然气占比由 5.6% 升至 9.0%，我国能源结构相对均衡。

**在总量层面的能源自给率之外，原油进口来源结构，尤其是对中东地区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决定了主要制造国家在地缘冲突冲击下的能源安全韧性。**2024 年，日本对中东原油依赖度高达 95.9%，韩国为 72.7%，2025 年上半年仍有 70.2%，均处于高位；中国按 2024 年来源国进口量测算约为 44.3%，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德国则明显偏低。

整体来看，东亚制造国对中东原油的暴露度显著高于德国，其中日本和韩国的脆弱性最强，中国次之。也就是说，在中东供给扰动情景下，日本和韩国更容易面临输入性能源冲击，**而中国由于能源自给率更高、对中东原油依赖度在东亚主要制造国中相对较低，能源安全韧性更强；德国则因进口来源更分散，短期直接冲击相对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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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过 “煤炭基础 + 非化石增量” 构建了比传统制造强国更具自主性的能源底座，形成了显著的工业成本缓冲带。**

**供应链韧性方面，**中国的相对优势更多体现在 “来源分散 + 国内托底 + 替代能力” 三重机制上：

一方面，原油进口虽仍依赖海外，但并非单一押注中东，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中国炼厂从数十个国家采购原油，2024 年俄罗斯和沙特分别为前两大来源国，占比约 20% 和 14%，伊拉克、阿曼等中东来源亦保持较大规模，整体来源结构相对分散。

另一方面，国际能源署将煤化工界定为可替代部分石化产品的煤制化学品路径，并指出近年来中国煤制化学品部门已成为煤炭需求的重要支撑之一，这意味着在部分化工原料环节，中国具备一定的替代和缓冲能力。

不过也应看到，煤化工更适合作为供应安全和原料弹性的补充，而非对油化工的完全替代，因为国际能源署同时指出，煤基化工的排放强度通常显著高于气基路线，成本与碳约束仍需统筹考虑。

**凭借全球化的原油采购网络与深厚的煤化工技术储备，中国在极端环境下具备比竞争对手更强的工业原料保供与对冲能力。**

**因此，从能源结构和供应链来看，较高的原油库存和不断转型的新能源经济，让可控通胀对经济修复有利，即在全球缺油，中国不缺的背景下，中国产业优势预计会持续上升。**截至 2024 年，我国煤化工每年已形成 3.15 亿吨标准煤的煤炭转化能力，全年实际转化量约 2.76 亿吨标准煤，折合每年可替代油气当量约 1.4 亿吨；分品种看，煤制合成氨每年产能和产量分别达到 5665 万吨和 5588 万吨，煤制甲醇分别为 8597 万吨和 7701 万吨，煤制烯烃分别为 1342 万吨和 1289 万吨，煤制乙二醇分别为 1143 万吨和 646 万吨。

**按总量口径粗算，2024 年我国煤化工尚有约 0.39 亿吨标准煤的闲置转化能力，若按已实现转化量对应的综合折算系数估计，约可再对应 2000 万吨左右的油气替代当量，折合约 1.5 亿桶油，约相当于每天 40 万桶的供应规模；若以 2023 年我国自中东进口原油约每天 520 万桶计算，这一潜在补位能力大致相当于我国自中东日均原油进口量的 7.7%。**

这意味着，在原油和天然气供给趋紧、海外基础化工原料受扰的情形下，中国不仅可以依靠多元进口来源分散外部冲击，还能够通过较完整的煤化工体系，对甲醇、合成氨、烯烃、乙二醇等关键中间品形成一定补位，从而减缓原料约束向制造业成本和出口交付的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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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油冲击下的出口展望**

**正是由于上述能源结构与供应链韧性差异，当全球供给受到冲击时，各经济体之间的 “供给约束不对称” 将直接转化为贸易份额的再分配。**

油价、PPI 与出口同比之间存在明显的阶段性联动，但这种联动并不稳定，也不意味着油价上升一定推高出口。而是油价上升改变了全球供给成本与工业价格结构，而中国出口表现取决于内部成本吸收能力、产业链稳定性与外部竞争格局的相对变化。正因如此，油价冲击对出口的影响应当放在相对份额、行业结构和全球供给约束条件下理解，而不能简化为单向利多或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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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油价上升往往被视为成本利空，但对于中国出口的影响不能仅从国内成本端单向理解。油价冲击会同时重塑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格局。若海外主要制造经济体受到更强的能源约束，生产成本明显上升，甚至供给能力下降，而中国制造体系凭借较强的产业链完整性、配套能力和交付稳定性维持供给，那么中国部分行业可能表现出相对出口韧性。

这一判断的关键不在于出口总量是否绝对增长，而在于中国相对竞争力是否改善。若全球需求同步大幅走弱，则即便中国相对受损较轻，也未必表现为出口总额明显上升；但在需求未显著塌陷、海外供给扰动更突出的阶段，中国制造业有可能通过相对优势获取更多订单或维持较高份额。**换言之，高油价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是条件性的，因此我们从产业链分情景拆分分析。**

**原油断供的影响主要分为两类：价格冲击与物理供给冲击。**价格冲击会抬升化工与制造的边际成本；物理供给冲击则会通过炼化开工与化工原料短缺，直接造成能化品供给收缩、交付延迟与断料停产。

在全球油气与成品油运输中，关键海峡的通行安全具有 “系统性” 意义。美国能源信息署指出，2024 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原油与凝析油约占全球石油液体消费的 20%，同时约五分之一的全球 LNG 贸易也经该海峡；且多数流向亚洲市场。国际能源署在其针对油冲击的政策简报中亦给出相近量级：该海峡日均通行约 1500 万桶原油与 500 万桶成品油，约占全球油消费的 20%。国际能源署强调：工业部门约占全球石油需求的 20%，其中 “三分之二的工业用油” 作为化工行业的原料，化工装置在一定程度上可在 LPG、石脑油、乙烷、柴油馏分等不同油品原料间切换，说明 “原料可得性” 将直接决定化工供给而不仅是成本。**因此，能化链条中，油的角色不止 “燃料”。**

能源链方面，原油缺口往往伴随成品油（柴油、航煤）紧张与价格上冲，叠加航运绕行、保险费率上升，首先冲击的是运输与用能密集产业的 “连续性生产”。**在新能源或核能推进偏慢、且高度依赖进口油气的经济体，能源成本与供给不确定性会抬升停工概率，从而在 2 至 3 个月窗口期形成可观的海外供给收缩，订单或产能向供应链更稳定地区迁移。**

高端制造链的传导更具 “复合性”：其直接能耗占比未必最高，但对稳定电力、特气特化、超纯材料、精密物流和跨境协同的依赖极强。油价上行对电子制造的主要影响往往通过：①上游化工材料（溶剂、树脂、塑封料、光刻胶部分溶剂体系等）成本与可得性，②国际运输与空运成本、交期拉长，③海外工厂在能源成本冲击下的排产扰动。**宏观上，若冲突推升油价并抑制全球需求，反而会削弱高端制造的终端需求，这是后续在净出口判断中必须纳入的不确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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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能 “相对受益” 的核心在于三点相对优势：供应链连续性、产能弹性与出口结构升级。**

**但出口韧性的维持存在几点约束条件：其一，**外需走弱与全球贸易放缓。世界贸易组织预计 2026 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速较 2025 年明显放缓，并提示高油价与运输扰动对贸易的下行风险。若高油价对海外需求形成 “需求毁伤”，中国可承接的增量订单将被削弱；**其二，**贸易政策与产业安全审查强化。电动汽车、光伏等领域已是多国贸易摩擦高发区，关税与本地化规则会降低 “可替代比例” 的上限。**其三，**国内政策性保供可能反向压制出口增量。以化肥为例，在地缘冲突与国内稳价诉求下，出口限制可能加强，从而使中国虽然具备供给能力，但 “政策允许的可替代比例” 下降。

**我们分情景、分行业对油价的影响进行分析：**

在中性情景下，若海外供给收缩逐步传导至贸易链条，各行业的出口替代效应将呈现出较为清晰的三层结构。

**第一，原材料短缺驱动的替代，主要集中在塑料、化学品和化肥等中上游基础品。**这类行业的共同特征是，对原油、天然气等基础能源和化工原料依赖度高，一旦海外上游供给受扰，最先体现为基础原料和中间品的供给缺口扩张。其中，塑料及制品和有机化学品是最主要的增量来源，全球贸易规模分别达到 7260 亿和 4800 亿美元，海外供给占比分别为 81.3% 和 80.8%，中性假设下对应的出口增量区间分别为 59 亿至 189 亿美元和 31 亿至 109 亿美元。若进一步考虑化肥等品种，其出口弹性虽不一定与塑料、化学品完全相当，但在原料约束加剧的环境下，同样具备较强的替代空间。整体看，这一链条体现的是原材料短缺背景下，中国基础化工与中间品供给能力的补位作用。

**第二，高能耗环节的替代，主要体现于钢铁、集成电路等对能源稳定性和生产连续性要求较高的制造部门。**这类行业并不一定直接面临原料断供，但对电力、燃料、热能和工业公用工程的依赖度较高，若海外能源价格上升或能源供给不稳定，其产能利用率和交付能力往往会率先受到压制。钢铁和集成电路是这一类中的代表行业：钢铁全球贸易规模 4570 亿美元，海外供给占比 84.2%，对应出口增量区间为 9 亿至 35 亿美元；集成电路全球贸易规模 9280 亿美元，海外供给占比 81.6%，对应出口增量区间为 12 亿至 45 亿美元。除此之外，有色冶炼、基础建材、部分机械设备、化纤及纸制品等高耗能行业，理论上也属于这一逻辑的延伸，只是从当前贸易体量和替代测算结果看，钢铁和集成电路的代表性更强。总体而言，这一部分反映的是在海外能源成本失控或供应约束加深时，中国制造业凭借更稳定的能源供给体系所获得的相对优势。

**第三，能源替代驱动的替代，主要集中在新能源产业链。**与传统中上游行业相比，新能源链条的全球贸易体量相对较小，但在能源冲击深化阶段往往具备更高的增量弹性。锂电池、光伏组件和电动汽车是最典型的三类产品：其中锂电池全球贸易规模 1160 亿美元，我国份额 58.7%，对应出口增量区间为 3 亿至 9 亿美元；光伏组件全球贸易规模 486 亿美元，我国份额 57.2%，对应出口增量区间为 1 亿至 5 亿美元；电动汽车全球贸易规模 1400 亿美元，我国份额 23.4%，对应出口增量区间为 3 亿至 11 亿美元。这类行业的核心并不只是 “填补供给缺口”，更在于当海外传统能源体系承压时，新能源设备和终端产品本身就成为替代方案，因此其可替代比例普遍更高，在供给冲击加深时弹性也会明显放大。

**总体来看，在中性情景下，出口替代的主线呈现出 “原材料短缺—高能耗制造承压—新能源替代加速” 的递进结构。**其中，塑料、化学品、钢铁和集成电路凭借更大的贸易体量构成出口增量的主要来源，是全球供给扰动下的 “压舱石”；而锂电池、光伏组件和电动汽车虽然基数较小，但在能源替代逻辑强化时具备更高的边际弹性，因而更可能成为后续出口扩张的重要增量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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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来看，我们预计 2026 年中性情景下出口增量约为 0.031-0.107 万亿元，对季度出口同比的拉动区间为 0.46%-1.58%。**考虑进口端能源及中间品成本上升，净出口增量区间为-0.289 至 0.018 万亿元，对季度 GDP 的拉动在-0.83% 至 0.05% 之间，整体呈现 “出口改善但净贡献有限” 的特征。在冲击进一步加深的情景下，出口增量扩大至 0.058-0.198 万亿元，对出口同比的拉动提升至 0.86%-2.94%；但与此同时，净出口增量区间为-0.298 至 0.095 万亿元，对 GDP 拉动区间为-0.85% 至 0.27%。**这意味着即使在较强供给冲击下，中国出口增量的上限约在 0.2 万亿元量级，但净出口对经济的最终贡献仍高度依赖进口价格（尤其是能源价格）上行幅度，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特征。**

**整体来看，出口可能有几点超预期：**

第一，出口侧的方向相对清晰：在海外能化与部分制造供给收缩时，中国对部分缺口具备替代能力，且三季度由于 “重新签约 + 排产切换 + 物流兑现”，出口同比拉动高于二季度。

第二，净出口对 GDP 的方向更依赖 “能源进口额外成本” 的大小。在持续高油价情形下，进口值（尤其能源与相关化工品）可能上升，从而将净出口的贡献区间拉宽甚至压至负值；这是世界贸易组织所强调的 “高油价通过成本与运输扰动压制贸易增长” 的宏观机制的映射。

第三，下表净出口结果偏 “保守”：仅以 8 类行业出口增量为基础，而现实中订单转移可能扩展到更广泛的机械设备、电子整机、通用零部件等品类；同时，企业可通过库存、替代来源（含折价原油）、降低开工与内需调整来对冲进口增量，因此三季度出现 “净出口支撑更显著” 的上沿情形并非小概率，但需要冲突持续时间与政策博弈配合。

![图片](https://imageproxy.pbkrs.com/https://inews.gtimg.com/news_bt/OZeySQxqxczVs20lHvyGkx5IqPDNeZnEgpPmVHKaEsCLkAA/641?x-oss-process=image/auto-orient,1/interlace,1/resize,w_1440,h_1440/quality,q_95/format,jpg)

**疫情是理解 “供应链红利” 的关键历史样本，我们对此也进行了复盘。**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 2021 年 5 月的全球贸易更新中指出，2021 年一季度全球货物与服务贸易同比约增长 10%、环比约增长 4%，总体已高于疫情前水平；并强调若剔除东亚经济体的强劲表现，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复苏将明显减弱，东亚对全球复苏具有关键贡献。这说明：当全球出现供给侧 “区域性断裂” 时，具备生产连续性与规模供给能力的区域更可能承接订单与市场份额。

**与疫情相比，本轮 “原油缺口冲击” 有三点显著差异：**

第一，疫情冲击更多是 “需求骤降 + 供给停摆” 并存，而油冲击更偏 “关键投入品短缺 + 成本上冲”，对能化链条的物理约束更强，且会通过运输燃料与航运成本外溢至更广行业。

第二，疫情期间中国出口受益的品类中包含大量居家消费与防疫物资，本轮则更偏向中间品与能源相关品类（化工、材料、部分装备），叠加 “新能源替代” 相关产品的相对竞争力。

第三，政策约束更强。疫情期间主要约束在物流与生产秩序；而在油冲击下，“保供稳价” 可能触发出口限制（化肥、成品油等），从而压低可替代比例上限，这会削弱 “供应链红利” 兑现度。

**综合定性、定量情景测算与历史复盘有三点核心结论：**

**第一，原油断供的真正风险在 “能化产品供给” 而不止 “成本”。**工业用油中相当部分作为化工原料，叠加关键航道受阻会使石脑油、LPG 等原料与能化品出现供给收缩，进而传导至塑料、基础化学品与制造用材料，造成海外产能阶段性下降。

**第二，中国相对受益的窗口更可能出现在三季度。**二季度更大概率呈现 “出口与进口同步偏强” 的美元值特征（价格与补库共振），而三季度在海外供给收缩持续、替代采购兑现与合同切换完成后，出口数量与订单迁移更可能表现为 “净出口支撑增强” 的情形。

**第三，净出口对 GDP 的贡献高度不确定，取决于能源进口账单与政策约束。**高油价会抬升进口值并对冲出口增量；若叠加国内保供政策（如化肥、成品油出口限制），出口红利可能被压缩。

**整体而言，本轮油价冲击更可能重塑供给格局而非单纯压制需求，中国出口呈现结构性受益，但宏观层面仍体现为 “出口改善、净出口不确定” 的非对称格局。**

**风险提示**

**（1）外部需求走弱风险。当前测算隐含全球需求相对稳定甚至阶段性回补的假设，但若欧美经济进入实质性下行，即使海外供给收缩，中国出口也可能面临 “有供给替代、无需求承接” 的情形。**

**（2）能源价格超预期上行风险。**模型中已考虑能源成本抬升对进口的拖累，但若原油、天然气价格出现极端波动，如突破历史高位区间，将导致进口额显著扩张，压缩净出口空间。

**（3）供给替代能力高估风险。**测算中对 “可替代比例” 的假设区间基于历史经验与产业链竞争力，但实际执行中仍受制于产能利用率、关键原材料约束等因素，若供给响应不及预期，出口增量可能显著低于区间中枢。

**（4）贸易摩擦与政策约束风险。**出口扩张可能引发贸易伙伴的反倾销、关税上调或产业政策限制。

**（5）汇率与金融条件波动风险。**若汇率阶段性升值或外需信用收缩，将削弱出口订单转化效率。

**（6）测算方法与参数假设偏差风险。**测算基于供给缺口与替代比例的情景推演，未完全纳入企业行为调整及全球贸易再分配的复杂动态，因此结果更多反映方向性与区间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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