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来

首先，我确实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没绷住，但是我最后在没有绷住的状态还是把它写完了；回头一想，如果从抽象艺术的角度，《牛来》又何尝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呢？它确实引发了广泛的集体共鸣，在这个时代，二三十块钱集体开怀大笑两小时，我觉得还是一笔蛮值得的交易。

从《牛来》重寻电影的集体体温

最近有位朋友跟我提起一部叫《牛来》的电影，他说他很久没有在电影院有过那样的体验了。我当时以为是什么很厉害的片子，这个名字也看不出来什么，我甚至还以为是什么乡土文艺片，结果一进场如遭雷击。

但实际体验下来，感觉又变了。就是全场所有人好像同时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样，该笑的时候一起笑，毫不克制、毫不设防的哄堂大笑，大家不像是在看一部电影，而是在参加一个什么集体游戏。银幕里外的隔膜好像消失了，我感觉不到自己是在欣赏一件作品，倒更像是回到了一个更原始、更本真的状态。

一群人围着一团火，听人讲故事。

我仔细回想，这种经验在今天的电影市场里，确实已经近乎绝迹了。不是说现在的电影不好，也不是说现在的观众不爱看电影，而是我们看电影的方式、我们坐在电影院里的那种存在状态，已经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改变。

电影这个东西最初是什么模样的？

1895 年，卢米埃兄弟在巴黎放映《火车进站》的时候，据说现场观众吓得惊叫连连，以为火车真要从银幕里冲出来。我们今天听这个故事，会觉得好笑，觉得那是一种蒙昧、未开化的反应。

但是这种好笑，暴露了我们和电影之间关系的巨大变迁。那时候的人，还没有学会跟银幕保持距离，他们是以一种近乎肉身在场的方式去迎接影像的。银幕对他们来说不是一道墙，而是一扇窗，窗外的事物是活的，是会扑过来的。

这种状态，很像我小时候在乡下见过的庙会。庙会的高潮是唱戏或者放露天电影，全村人搬着板凳挤在一起，孩子们在人群里钻来钻去，老人们一边看一边大声评论，看到精彩处，叫好声震天响。那不是一个欣赏艺术的场合，那是一个共同生活的场合。戏台上下是没有界限的，银幕内外也是通的。大家聚在一起，不是为了接受什么美学教育，就是为了热闹，为了那种一起的感觉。

可是后来的电影工业，慢慢把这股庙会气给驯化了。电影被请进了豪华的商场顶层，被装进了漆黑的、安静的、有着柔软座椅的暗房里。我们被教导要文明观影，不能说话，不能喧哗，最好连吃爆米花的声音都要压到最低。

银幕被神圣化了、观众被个体化了，观影成了近乎宗教仪式的个人修行。

你一个人来，一个人坐，一个人面对那面巨大的光墙，然后一个人离开。你旁边坐的是谁，他有什么反应，跟你毫无关系。事实上，你最好也别去注意他，因为那会打扰你的沉浸。

这当然是一种进步，是电影作为艺术形式走向成熟、走向精致的必经之路。但进步的代价，是我们失去了那种共在的体温。电影从庙会走进了教堂，庄严是庄严了，可那种热气腾腾的生命感，也一点点凉了下来。

本雅明的灵光，本能的返祖。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会失去其灵光，因为原作独一无二的此时此地性被复制品抹平了。电影作为最典型的机械复制艺术，本该是灵光消散最厉害的东西。

但奇怪的是，本雅明同时又对电影抱有一种近乎乌托邦的期望，他认为电影的大众放映，有可能催生一种新的集体感知方式，一种能让观众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参与的测试状态。

今天回头看，本雅明的乐观似乎落空了。电影工业非但没有催生出更主动的大众，反而把观众训练成了更温顺、更孤独的消费者。

但《牛来》那种观影体验，却让我隐约觉得，本雅明说的那种可能性，其实一直潜伏在我们的身体里，只是被压抑得太久了。当一部电影恰好卸下了所有艺术的包袱，不再要求你正襟危坐地去欣赏什么，恰好它足够粗粝、足够直接、足够不装的时候，我们身体里那个庙会时代的本能就被唤醒了。

我们开始笑，不再是礼貌地笑，我忍不住前仰后合、甚至要拍旁边人大腿的笑。我们开始叫，开始叹气，开始在同一时刻屏住呼吸。

我们不再是审美的主体，我们变回了一群聚在村口大槐树底下的人。银幕上的画面只是一个由头，真正让人过瘾的，是身边那些活生生的、跟你同频共振的呼吸和声音。

这其实是一种返祖现象。但返祖不一定是坏事，有时候，返祖是为了找回我们在进化的路上不小心丢掉的东西。

电影院的集体仪式功能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过，电影院可能是现代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后几个可以光明正大地和陌生人一起共享情绪的合法场所之一。

我们今天的生活，是被高度原子化的。你在家里刷手机，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在地铁上戴着耳机。你每天接触到无数信息，但那些信息大都是为你定制的，你看到的都是你想看的，你听到的都是你认同的。你很少有机会跟一群背景各异、趣味不同的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面对同一个东西，然后被同一种情绪击中。

更严重的是，我们甚至已经不太习惯这种被击中的感觉了。我们更喜欢安全地待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用弹幕和评论来表达情绪，而不是用真实的、身体的、不能撤回的笑声或眼泪。弹幕是安全的，因为你躲在屏幕后面；评论是安全的，因为你可以斟酌字句。但电影院里那种集体爆发的笑声，是不安全的。它暴露了你，它让你跟旁边那个完全陌生的、可能跟你毫无共同语言的人，在那一秒钟里，共享了同一个灵魂。

这就是仪式的力量。仪式不需要你理解它，只需要你参与它。而《牛来》所做的，其实就是无意中激活了电影院的这种仪式潜能。它没有刻意追求什么艺术高度，也没有费心去教育谁，它只是提供了一个足够好的由头，让一群陌生人在黑暗里共同完成了一次情绪的同步震荡。

我们怀念的不是电影

我怀念那种所有人沉浸在一个电影里的体验，我怀念的其实不是电影本身，而是那种同时同刻同频的人类连接感。被看见、被听见、被回应，即使回应你的是一群你再也不会见面的人。

电影从诞生之初，就带着一种矛盾的基因。它既是最私密的艺术，你在黑暗中独自面对内心的投射；又是最公共的艺术，你永远需要一群人的陪伴来完成观看。

过去几十年，电影的工业化、艺术化、精英化，拼命强化了它的私密性，却牺牲了它的公共性。而《牛来》这种片子，用一种几乎是不经意的、甚至有点粗糙的方式，把那个被牺牲掉的公共性又还给观众了。

也许这才是电影这种媒介最本质的东西。它不需要多么精良的制作，不需要多么深刻的主题，它只需要把人聚到一起，然后让那面光墙变成一扇窗，让窗子里的事情，和窗子外面的事情，在某个瞬间，仿佛可以互相拥抱。

《牛来》作为抽象文化传播的成功，不是技术的胜利，而是人性的回归。我们不再是孤零零的观众，我们是彼此在场的同类。

这样的时刻多一点，电影的庙会时代或许就还没走远。而我们也总算可以安慰自己，在一切都可以被算法推送、被倍速观看、被片段消费的今天，我们至少还拥有一种必须同时在场的奢侈。

电影院，仍在人间。

《牛来》的成功，在于它的失败；失败于成为一部好电影，成功于成为一场节日。

伟大的艺术家有能力安处于不确定、神秘、怀疑之中，而不急于追寻事实和理性。放到《牛来》这里，它的负能力就是放弃成为艺术品，当一部电影不再试图教育或者征服你，它反而腾出了空间，让你和邻座之间那些真实的、未经排练的化学反应得以发生。牛来的位移本质上是从观看回到了在场。

在教堂式的影院里，我们是见证者，银幕是神坛，光线是启示，我们被要求保持静默，用沉思来完成精神的私通。而在庙会式的场域里，我们是参与者，银幕成了篝火，光线只是暖意，我们被允许甚至被鼓励用身体去回应，那种前仰后合拍大腿的笑，是肉身的共鸣，不是大脑的解析。

在仪式性的狂欢中，社会结构被暂时悬置，个体之间产生一种非理性的、直接的情感联结。我在《牛来》的场域里体验到的，正是这种共睦态。旁边坐着的是谁不重要，他的职业、阶层、立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一刻，我们的横膈膜以同样的频率震颤。

电影本该是灵光消散的极致，《牛来》却意外复活了一种伪灵光。它不来自原作的本真性，而来自集体反应的不可复制性。今晚的笑声和明晚的哭声，永远不一样。每一次放映都是唯一的事件才是《牛来》真正的此时此地性。它用最粗糙的方式，偷回了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时代已然失去的东西。

这种必须同时在场的奢侈，是我们数字时代最稀缺的负熵。在流媒体时代，我们习惯了一切异步、可回放、可跳过，而电影院的同步性成了一种反抗；它强迫我们把自己的时间线，与几百个陌生人强行对齐。这种对齐，是反算法的，是反效率的，是反定制化的。它笨拙、低效，却让我们重新做回同类。

《牛来》用一场闹剧，完成了一次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它像一面哈哈镜，照出的不是银幕上的故事，而是观众席里被遗忘、渴望联结的脸。人间从来不是由杰作构成的。

人间是由那些我们愿意坐在一起、共同失态的夜晚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