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观不正，不与同谋

清仓掉了 3 只股票，和估值无关，和三观有关。

META、甲骨文是对华立场问题，微软是因为爱泼斯坦岛事件，虽然盖茨给过解释，但是满天飞的新闻，让我拿着微软很不舒服。

美股七巨头（苹果、微软、英伟达、Meta、Alphabet、亚马逊、特斯拉）创始人对中国的态度呈现明显分化：库克（苹果）和马斯克（特斯拉）表现出明显友好姿态，扎克伯格（Meta）和埃里森（甲骨文）则持负面态度，而皮查伊（Alphabet）、贾西（亚马逊）和纳德拉（微软）的态度则相对复杂或模糊。

一、明确友好的态度

蒂姆·库克（苹果 CEO）

库克多次公开表达对中国市场的重视和赞赏。2024 年 3 月访华期间，他明确表示"我爱中国，也爱中国人"，并强调"没有中国的合作伙伴，我们就无法取得今天的成就"。他特别指出中国是"苹果公司的重要市场和关键供应链伙伴"，承诺"持续加大对中国供应链、研发和销售的投入"。这种态度源于苹果对中国市场的深度依赖。

埃隆·马斯克（特斯拉 CEO）

马斯克近年来频繁在社交媒体上"点赞"中国。2026 年 1 月底至 2 月初，他接连在 X 平台发文，盛赞中国在人形机器人、太阳能产能、电力生产及电动汽车等领域的成就，称 “中国太阳能和电动汽车的惊人增长，将大大降低其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并评论 “中国电力生产超速增长，太阳能是最大的增量贡献者”。他甚至指出 “世界力量平衡正在发生变化”，认为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排名第一。这种表态既是对中国发展的认可，也包含着向美国国内施压的策略考量。

二、明确不友好的态度

拉里·埃里森（甲骨文创始人）

埃里森对中国持明显敌视态度。2018 年他公开声称："如果我们让中国的经济超过我们，如果我们让中国比我们培养了更多的工程师，如果我们让中国的科技公司打败我们的科技公司，不用太久，我们的军队就也会被打败。"。甲骨文在中国市场曾实施垄断行为，包括对联通系统升级未用其指定团队而处以 4000 万元罚款。2019 年，甲骨文中国区研发中心约 1600 人面临整体裁撤，被外界视为其 “败走” 中国市场的标志性事件。

马克·扎克伯格（Meta 创始人）

扎克伯格的态度呈现复杂性。早年为进入中国市场，他不仅多次访华示好，还愿意 “无条件接受政府的各种要求”，甚至在 2015 年开发了一套完整的网站审查系统。他本人也学习中文，并能用中文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然而，在未能如愿进入中国市场后，他转变态度，多次在公开场合抨击中国是 “自由互联网的敌人”。近年来，扎克伯格对中国的 AI 发展表达了警惕，其公司 Meta 也资助了批评中国的活动，并计划 “与特朗普政府合作，确保全球 AI 标准以美国价值观为主导，而非中国模式”。在 2024 年的一次专访中，扎克伯格也承认，美国在 AI 领域领先中国数年的想法是不现实的，比较合理的目标是 “长期领先中国 6-8 个月”。

三、复杂或模糊的态度

桑达尔·皮查伊（Alphabet CEO）

皮查伊对中国的 AI 发展持相对开放态度。在 DeepSeek（中国的 AI 初创公司）崛起后，他表示 DeepSeek 的领导层是一个 “强大的团队”，并赞扬了他们的工作。这表明他对中国的科技创新持一定认可态度，但其公司谷歌在中国市场的业务受限，整体立场仍受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影响。

安迪·贾西（亚马逊 CEO）

贾西对中国的立场主要基于商业利益考量。一方面，亚马逊高度依赖中国供应链，其平台上有大量中国卖家。另一方面，在美国对华政策影响下，其公司业务也受到冲击。关于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本人对华态度的公开信息较少，其立场更多通过公司行为和现任 CEO 的表态来体现。

萨提亚·纳德拉（微软 CEO）

纳德拉的公开表态相对务实。微软在中国有 Azure 云服务等业务布局，但根据公开信息，其对华态度更多体现为基于商业利益的务实考量，而非公开的 “友好” 或 “敌对” 立场。例如，为应对美国新规 EO 14117，微软中国对业务进行了调整和收缩，以确保合规。

四、关键启示

商业利益是决定态度的核心因素：库克和马斯克的友好态度直接源于其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巨大利益，而扎克伯格和埃里森的负面态度则反映了其业务在中国受阻后的反应。

态度具有动态性：扎克伯格早年为进入中国市场积极示好，失败后转为批评，近期又因 AI 合作需求表现出一定灵活性，说明科技领袖的对华态度会随商业利益变化而调整。

"友好"不等于无条件支持：即使是库克和马斯克的友好表态，也往往伴随着对中国政策、市场环境的批评或担忧，其立场本质仍是商业利益驱动。

地缘政治影响日益加深：随着中美科技竞争加剧，七巨头创始人的对华态度越来越难以脱离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大背景，个人表态往往兼具商业与政治双重属性。

Tips：在评估科技领袖对华态度时，建议关注三点：一是其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实际业务占比；二是其表态是否伴随具体合作行动；三是其言论是否受美国国内政治环境影响。单纯依靠公开表态判断对华态度容易产生误判，需结合实际行动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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