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 LongbridgeAI，以下是我提取的核心信息- 行業內普遍認為此舉為逆週期監管，旨在緩解險企資本壓力。 …
鄭嘉意
臨近償二代截止的最後關頭，千呼萬喚的延遲政策終於落地。
12 月 20 日，金融監管總局發佈《關於延長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監管規則（Ⅱ）實施過渡期有關事項的通知》（下稱《通知》），將償二代二期過渡截止時間由延長一年至 2025 年底，明確將繼續以 “一司一策” 模式，確定過渡期政策。
這被行業視為逆週期監管思路下的典型動作。
償二代二期工程啓動的 2017 年，彼時仍處於保險業的 “野蠻生長” 高增階段，規則主導的風險導向也帶有一定 “限制性” 因素。
二期工程真正落地中，保險業已然歷了疫情衝擊、利率下行、新業務價值下滑、代理人大幅脱落等重重挑戰，曾經維持高位的保費增速也疲態盡顯。
尤其是在深陷轉型週期的近三年，險企資本補充難度進一步加大。
一是淨利承壓的險企難以通過自留利潤補充內生性資本；
二是實體企業困難疊加 “退金” 要求，資本對險企股權 “趨之若鶩” 的盛況不再，外源性資本補充困難重重。
金融監管總局局長李雲澤在今年 6 月的公開發言中曾表示，將強化保險業逆週期監管，完善償付能力和準備金規制，拓寬資本補充渠道。
普華永道中國金融業管理諮詢合夥人周瑾指出，“現下許多險企償付能力充足率告急、問題公司仍在艱難尋求合適的投資人進行重組化險。”
周瑾表示，考慮到利率趨勢及利差損風險因素，若按照原計劃全面實施償二代二期，行業發展乃至可持續經營都可能受到影響。
通過臨時延長過渡期給予更多緩衝空間，似乎是目前最合適的選擇。
“貧血” 險企，再續一年
《通知》二期工程落地時的過渡之舉一脈相承。
2021 年，監管明確將針對 “因新舊規則切換導致核心償付能力充足率或綜合償付能力充足率大幅下降，或跌破具有監管行動意義臨界點” 的險企，“一司一策” 制定過渡期政策。
彼時，全面執行二期工程的截止時間定於 2024 年末。
本輪政策同樣針對 “因新舊規則切換對償付能力充足率影響較大” 的險企，只是將時限推遲至 2025 年末。
對比償一代，2012 年啓動的償二代由規模導向切換至風險導向，在參考巴塞爾資本協議 III 的基礎上制定了 “定量監管、定性監管、市場約束” 三支柱框架；
2017 年開啓的二期建設中，審慎、風險導向更加突出，不僅細化投資性房地產、長期股權投資最低資本要求，增加集中度風險因子，還對複雜金融工具實行穿透原則。
這導致二期工程落地後，險企償付能力普遍下滑。
2022 年一季度的首期 “成績單” 中，九成以上人身險公司、六成以上財險公司綜合償付能力充足率數據環比下滑；
截止當年末，保險業綜合、核心能力同比下滑 36.1 個、91.3 個百分點至 196%、128.4%。
嚴格的二期規則之下，以渤海財險、都邦財險為代表的多家險企曾第一時間申請進入過渡期。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保險學院教授王國軍指出，儘管已歷經三年時間，保險業仍未消化規則切換帶來的影響。
罹患 “資本飢渴症” 的險企們正不遺餘力地尋求外源性資本補充方式。
截至 12 月 25 日，年內 14 家險企新發債券共計 1175 億元，繼 2023 年首次突破千億後，再創歷史新高。
此前歷史上三次發債高峰中，保險業分別於 2012 年發債 732.8 億元、2015 年發債超 600 億元、2020 年發債 780 億元，規模均遠低於 2023 年、2024 年。
發債同時，另有 19 家險企年內獲批增資近 200 億元；多家險企擬好增資方案，只待監管批覆。
但從結果看，密集 “補血” 仍是治標不治本。
截至今年三季度末，保險業綜合、核心償付能力充足率仍停留在 197.4%、135.1%，與 2022 年末相差無幾；另有 16 家險企未披露數據，償付能力狀況成謎。
周瑾從當前形勢判斷，表示明年保險業仍將面臨巨大資本補充壓力。
“一是行業整體的盈利水平不高，中小公司的經營呈現進一步惡化跡象，內生性資本補充能力仍然不足。” 周瑾表示，“二是實體企業在業績壓力下對險企出資能力和意願不強勁，外源性渠道仍然不暢。”
王國軍亦表示，“經濟前景不確定情形下，險企需要更長時間調整資本結構、優化風險管理。延長過渡期有助避免險企經營困難，維護整個保險行業的穩健運行。”
無奈的週期錯配
多位業內人士指出，延長二期過渡時間，旨在逆週期監管思路下給予行業緩衝空間。
周瑾分析表示，相較償二代二期規則頒佈之初，宏觀經濟與市場環境均發生巨大變化。
包括但不限於 2020 年疫情爆發後的展業困境、權益市場疲軟下的 “資產荒”，以及國債利率下探導致的人身險預定利率上限調整。
以保費、代理人數量變化為例。
2013-2019 年我國保費年複合增長率達 16.07%，但 2019-2023 年僅為 4.7%。
監管系統登記的代理人在 2019 年達到峯值 912 萬；但據行業最新交流數據，該數字如今已縮水至 200 萬左右。
進入深度調整期後，擴張階段的限制性規則，似乎已 “不合時宜”。
一位中小型險企負責人指出，償付能力規則與行業週期存在明顯錯配。
“毫無疑問，償二代是世界範圍內先進的規則，在當時資本無序擴張的節點也是正確的。” 該負責人表示，“但償二代從設計到落地遇到了一定阻力，以致落地太晚、行業環境變了。”
另有行業專家表示，當前保險行業監管整體趨向嚴格，“從負債、投資到股東都卡得很死，不會暴雷，但也幾乎沒有自救空間。”
尤其償二代二期限制下，“貧血” 的中小型險企往往很難擺脱惡性循環。
目前償付能力共有 “核心償付能力充足率不低於 50%、綜合償付能力充足率不低於 100%、風險綜合評級在 B 類及以上” 三條 “及格線”；
若跌破相關條件，險企不僅將面臨分紅限制等措施，還可能被要求暫停新業務、限制增設分支機構等，嚴重者將被接管、申請破產。
此要求之下，高風險的險企償付能力低、展業限制較多，以致擴張困難缺少盈利突進，最終償付能力也持續走低。
會計調整雪上加霜
行業整體面臨的 “新舊準則切換”，加劇了內在矛盾。
新準則由接軌 IFRS9 的金融工具相關會計準則（下稱 “新工具準則”）、接軌 IFRS17 的《企業會計準則第 25 號——保險合同》（下稱 “新合同準則”）組成。
上市險企自 2023 年起已切換新準則，非上市險企於 2026 年起實施；目前部分非上市險企已提前執行新準則。
早在 2019 年償二代二期工程尚未落地時，已有學者撰文指出，新準則將通過實際資本與最低資本計量變化，對償付能力充足率計算產生直接影響。
例如 2018 年平安人壽執行新工具準則後實際資本增長緩慢、波動明顯。
“平安人壽實際資本波動受新準則執行影響。” 該學者在研究中表示，“以公允價值計量的權益類資產，在市值變動劇烈時會使增加資產的賬面價值波動，使實際資本發生變化。建議針對公允價值計量的順週期效應，考慮逆週期調整。”
另一大變化則體現在新合同準則上。
舊準則下，負債評估的折現率使用 750 天移動平均國債收益率曲線；
新準則使用即期國債收益率曲線，但允許險企採用 OCI 選擇權平滑波動，將部分影響計入其他綜合收益而非當期利潤。
準備金變化記入其他綜合收益後，最直接的體現，便是利潤和資產的反向變化。
例如新華保險 2024 年三季度歸母淨利潤同比增加 116.7%、同期淨資產下滑 13.4%；中郵人壽扭虧為盈實現淨利 108 億元，但淨資產下滑 54.4 億元。
周瑾總結表示，新準則要求財報更加及時捕捉市場波動，以及公司資產與負債的價值變化，將導致財報波動加劇；但 OCI 選擇權可將波動影響限定在權益項裏，不影響即期利潤。
兩者疊加，利率下行環境中切入新準則，或使險企淨資產大幅減少，從而影響實際資本。
“對於少數資產負債久期錯配嚴重的公司，淨資產甚至可能變為負數。” 周瑾透露，“因此對於償付能力緊張的保險行業而言無異於雪上加霜。”
給予行業又一年的緩衝空間，固然有利險資 “回血”，但根本性問題依舊存在。
周瑾指出，監管機構仍需重新審視償二代二期規則，從逆週期調整角度，考慮適當放寬部分標準。
例如去年放寬保單未來盈餘認可作為最低資本的上限標準，就曾對紓緩行業償付能力壓力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2023 年 9 月，金融監管總局發佈《關於優化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監管標準的通知》，明確差異化調節保險公司最低資本要求，通過降低資本要求鬆綁償付能力，同時提升險資權益投資空間。
彼時安華保險財務負責人、首席投資官張青松表示，中小財險公司償付能力充足率有望在政策鬆動下將提高 13-18 個百分點。
面向未來的逆週期監管，王國軍表示，“關鍵在於對宏觀形勢的判斷，對政策調整的及時性與適度性的把握，避免方向性錯誤和政策調整的滯後或過度。”
周瑾則建議，在償付能力標準中修訂實際資本與最低資本標準。
“可以適當放寬對實際資本的認可標準，譬如保單未來盈餘認可為實際資本的上限可進一步上調。” 周瑾成，“最低資本層面，可適當依照房地產拖底與險資入市思路，下調相應資產最低資本的風險因子；同時啓用規則預留的逆週期調整因子。”
此外，周瑾還建議調整險企股權管理規定、適當放寬投資人准入標準；拓寬中小險企資本補充渠道、適當放寬發債准入門檻；同時，在資產預期信用損失和負債責任準備金計提方面考慮引入 “逆週期調整因子” 減少順週期因素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