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投資特斯拉、阿里和美團之後，這個價值投資巨頭 “非常看好” 字節跳動

有“全球成长股捕手”美名的著名价值投资公司Baillie Gifford成长投资主管兼合伙人Peter Singlehurst日前接受博客采访，就人工智能热潮、当下什么公司最值得投资等多个热门话题进行对话。 作为投资界百年老店，位于苏格兰爱丁堡Baillie Gifford的核心投资策略哲学是全球长期成长策略，即在全球范围内发掘并长期投资于最具竞争力、创新性和成长效率的极少数优质企业。 全球科技巨头的早期投资者中，有许多都能看到Baillie Gifford的身影：公司2004年投资Amazon，2011年投资Illumina，2013年投资特斯拉，2014年投资了阿里巴巴，2016年投资了美团。 在被问到当下最会进行的一项投资，Peter斩钉截铁地脱口而出——字节跳动。Peter预估，即便是在如今的国际形势下，在字节跳动上的投资依然有五倍的回报率。 以下是对谈核心要点： 企业需要警惕“填鸭式投资”的危害，对早期风险投资而言，如果不把ROE作为投资的重点考虑，这会成为公司发展的隐患。 在生成式AI热潮中保持战略定力，Baillie Gifford投资了AI公司有DataBricks和Tenstorrent，目前还没有在AI大语言模型下高注，并不是这个领域没有不错的产品或者创造出高营收的公司，而是因为还没有分析出大语言模型这个层级公司真正的竞争性优势是什么。 在筛选投资对象时，仍然非常看好由创始人领导的企业。 投资前通常会设定一个目标，即期望投资能够实现 5 倍的回报。在建模过程中，保持对收益倍数的一致性设定，同时测试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概率和假设条件。这样做可以让在不同投资案例之间进行比较。 如果能找到一家公司，认为它有30%—40% 的概率实现 5 倍增长，那就是非常不错的投资机会。只要概率在 30%—50% 之间，通常都会考虑进行投资。 当下最值得投资的公司是字节跳动，对字节跳动的投资主要还是着眼于它在中国的极为优秀的商业模式。即便是在如今的国际形势下，在字节跳动上的投资依然有五倍的回报率。 去全球化是对投资最大的风险，中国依然值得投资。 Baillie Gifford的尽调十问，首先是未来5-10年增长机会；其次是产品、竞争优势、规模等；第三是组织文化；第四是财务分析。 人们逐渐认识到，企业通过更长时间保持私有状态，可以更好地专注于业务发展，打造更强大的企业。 Anduril（美国国防技术公司）让人联想到之前在另外两家公司上看到的模式，那就是特斯拉和 SpaceX。Anduril开发的产品大多由软件驱动，不过解决的都是非常棘手的技术硬件问题。他们已经证明了产品的可行性，也有消费者愿意购买，所以产品与市场的契合度不存在问题。 如果可以买入并持有一只股票 10 年，可能选择Bending Spoons（一家意大利科技公司，成立于 2013 年，总部位于米兰。该公司主要以其开发或收购的移动应用程序而闻名）。 以下是对谈全文： 主持人： 开始吧，彼得。上次我们是通过 Zoom 交流的，很高兴这次能面对面交流。非常感谢你今天能来。 Peter Singlehurst： 我也很开心，哈里。再次见到你真是太好了。能来到这里我也很高兴。 主持人： 不过，我其实舍弃了 “你是如何进入风险投资领域的” 这个问题，因为对于很多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的人来说，答案显而易见，大家都知道他们接下来会做什么。 但我们刚刚聊天时，你提到了自己是如何涉足私有公司投资领域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想在节目中问问你。你是如何在 Baillie Gifford 开始从事私有公司投资工作的呢？当时是怎样的契机？ Peter Singlehurst： 具体的契机是这样的。2014 年，我参与了一个公共市场投资策略项目，名为 “长期全球增长策略”，这是一个规模达 500 亿美元的公共市场投资项目。当时，我与三位资深投资合伙人共事，他们是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马克・厄特（Mark Urtt）和汤姆・斯莱特（Tom Slater）。 我们开始关注到一些颇具规模的私有公司，这些公司正是我们一直以来关注和投资的对象。在那个时候，像爱彼迎（Airbnb）、声田（Spotify）这样的公司崭露头角。 汤姆、马克和詹姆斯忙于管理我们客户的数百亿美元资金，分身乏术。有一次，我们在会议室里讨论，詹姆斯问：“谁来负责研究这些私有公司呢？” 我当时就举手说：“我来吧。” 就这样，我开启了在私有公司投资领域的工作。 主持人： 你当时紧张吗？ Peter Singlehurst： 或许我应该紧张的。要是当时我能预见到之后的种种挑战，肯定会感到紧张。 主持人： 现在你已经积累了这么多经验，对于当时刚进入这个岗位的自己，你会给出什么建议呢？ Peter Singlehurst：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人的本能往往是给出一些建议，帮助自己避免曾经犯下的错误。 但实际上，正是这些错误让我们不断学习和成长。所以，我不确定是否要给过去的自己一些具体的投资技巧方面的建议，因为我认为投资技巧是需要通过实践经验来积累的。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会提醒自己，在思考如何将我们的投资能力和服务提供给更多客户时，不要过于理想化。 刚开始从事这项工作时，我们主要通过永久性资本工具进行投资，并且一直延续至今。这种方式非常适合进行超长期投资，但也导致很多客户虽然希望参与我们对高增长、大体量私有公司的投资，却因永久性资本工具的限制而无法实现。 他们希望我们能采用更传统的基金结构。我真希望当时我们能更早地认识到这些权衡取舍，做出一些妥协。 主持人： 为什么当时没有这样做呢？ Peter Singlehurst： 我觉得在投资过程中，那些能让我们获得优势或独特能力的因素，往往与其他人的做法不同。有些差异是我们竞争优势的核心所在，而有些则并非如此。 但有时候，很难区分这些差异。比如，我们在人才招聘方面有自己的特色，会引入不同类型的人才；我们的公司位于苏格兰的爱丁堡，这也是一个独特之处。我曾经认为永久性资本工具也是我们的核心优势之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如此。但现在看来，我可能高估了它的重要性。实际上，我们既可以通过永久性资本工具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也可以采用更传统的基金结构来满足客户需求。 主持人： 你提到从错误中学习，投资技巧正是在不断犯错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回顾过去，哪一个错误让你印象最深刻，同时也让你收获了最多的经验教训呢？ Peter Singlehurst： 我们有过很多投资经历都不太顺利。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并非所有亏损的投资都是错误的决策。 在投资时，我们试图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或者评估未来各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有时候，投资本身就伴随着不确定性，负面结果可能会让我们遭受损失，这是投资的一部分。而有些投资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我们本应该预见到一些问题，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最终导致损失。 我可以给你举两个不同类型的例子。我们投资的第一家破产公司是 Inari，这是一家生物技术公司，致力于研发一种名为 GP1 的产品。想象一下，如果这家公司能够维持运营，那将是一笔非常成功的投资。但事与愿违，他们的治疗方案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否决，公司最终倒闭。 这是一种已知的不确定性风险，不幸的是它发生了，导致我们为客户带来了损失，虽然很痛苦，但我认为这是投资行业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另一个例子是 Northvolt，这是我们投资失误的一个典型案例。我们对 Northvolt 这样的公司寄予厚望，认为它在能源主权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欧洲市场前景广阔。但我们错估了其团队的执行力，他们未能有效地执行计划，导致投资失败。这让我非常自责，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本应该提前察觉的问题。 主持人： 当时有什么迹象吗？ Peter Singlehurst： 事后看来，总是能发现一些迹象。在投资过程中，我们逐渐察觉到一些问题，之后便减少了对该公司的追加投资。 主持人： 这属于那种可以原谅的错误。我觉得最令人痛苦的是，在投资过程中不断加大投入，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能及时止损。你们在投资 Northvolt 时，有持续追加投资吗？ Peter Singlehurst： 我们在首次投资之后确实进行了追加投资。但在那之后，也有一些时候，尽管公司提出了更多的资金需求，考虑到其执行情况以及融资轮次结构等因素，我们认为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公司股权结构的合理性，最终决定不再追加投资。 主持人： 你提到了 Inari，投资这家公司面临着诸多风险，比如市场时机风险、FDA 审批的监管风险等。很多风险投资家根本不会涉足这类投资。你在投资时，是如何权衡愿意承担的风险和不愿意承担的风险的呢？ Peter Singlehurst： 我认为，在投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逐渐缩小投资关注领域，专注于那些我们认为具有更大竞争优势的领域。 如今，我们可能不会投资像 Inari 这样的公司。在过去的五六年里，我们更加专注于投资那些处于真正增长阶段的公司。在这个阶段，我们不承担产品风险，而是关注商业模式的质量和可扩展性风险。多年来，我们投资组合中的公司类型不断优化，投资方向也越来越聚焦，因为我们相信，投资这类公司能让我们获得最大的竞争优势。 主持人： 有趣的是，我曾邀请过 Lead Edge 的米切尔・格林（Mitchell Green）参加节目。Lead Edge 在增长型投资领域非常成功，他们有八项投资原则，比如关注公司的盈利能力、高增长潜力、良好的利润率、无竞争优势等。我当时就在想，这些原则确实很有道理。当你提到商业模式的可扩展性风险时，能否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它意味着什么或者具体表现是什么样的呢？ Peter Singlehurst： 我们会从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来考虑投资决策。从定性的角度来看，我们试图投资那些在产品方面风险较低的公司，然后分析它们是否有潜力成为卓越的企业。这意味着我们要判断这些公司是否能够实现数倍于当前规模的增长，并且能否在股权上获得高回报。 在回答你关于具体例子的问题之前，先看看我们投资的公司的一些数据。 我们投资组合中的公司，中位数年收入约为 2 亿美元，并且仍以每年约 70% 的速度增长，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率（EBITDA）约为 - 14%，处于微亏状态。当然，这只是中位数数据，有些公司已经盈利，而有些仍处于亏损状态。 如果一家公司年收入达到 2 亿美元，说明它的产品有市场，人们愿意购买，我们在投资时就不需要承担产品市场适配风险，这是我们投资的一个切入点。当我们为客户进行成功的投资时，往往是找到了处于这个收入区间的公司，并且它们之后实现了数倍的增长。 以 Wise 为例，我们首次投资时，它的收入规模比这个区间略小，大概在 5000 万到 6000 万美元之间。 如今，它已经发展成为一家年收入达数十亿美元的企业，在核心的个人对个人外汇交易市场持续增长，并且拓展了业务范围，开展了企业外汇转账业务，而这项业务在我们首次投资时还不存在。 现在，Wise 是一家股权回报率非常高的公司，但在我们首次投资时，它还处于亏损状态。我们在投资 Wise 时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不仅考虑到了其巨大的市场潜力，还看中了它的商业模式具有可扩展性，在规模扩大后能够获得高额利润，相对于其较小的股权投入，回报可观。 对于任何来自公共市场、了解大规模优质企业的人来说，股权回报率是评估企业的一个关键因素。 然而，在风险投资领域，这个概念却常常被忽视。我认为这并非是对风险投资领域的批评，因为从定义上来说，如果在一家公司刚成立时进行投资，股权回报率的问题可能在后续才会显现，所以这不一定是当时投资决策需要考虑的问题。 但从企业形成的质量角度来看，这确实是个问题，因为它会扭曲企业的资本结构，导致企业过度资本化，使得一些企业发展失衡。 我脑海中经常会浮现出这样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像填鸭一样。我很喜欢这个比喻，我们现在看到了创业公司被过度 “填鸭式” 投资的现象。在 2019 年、2020 年，尤其是 2021 年，很多公司获得了过多的资金。 主持人： 彼得，实际上现在这种情况可能依然存在。大量的增长资本涌入市场，投资者们愿意提前两年为一家年收入 3000 万美元的公司支付高额投资，因为他们认为这家公司未来有可能发展成为市值 100 亿美元的企业，如果他们能以较低的估值进入，就能获得数倍的回报。他们认为投入的资金量不会影响最终的结果，但我们都清楚，如果过度投入资金，企业可能会不堪重负，最终失败。 Peter Singlehurst： 我认为这种情况在当前市场的某些领域确实存在，但并非普遍现象。比如，如果你想投资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公司，你提到的这些问题依然存在。 如果你想投资一个三四年前非常热门，但现在大家兴趣有所下降的领域，比如金融科技，实际上现在很多金融科技公司在盈利能力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不再是人人都向它们投入大量资金的情况。你可以发现一些非常优秀的企业，它们要么已经盈利，要么正在朝着盈利的方向稳步迈进，拥有巨大的发展机遇、优秀的产品和管理团队，而且投资价格也较为合理。 或者你可以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领域。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全球投资者，投资领域广泛，不受特定行业或地区的限制。这样，我们就能发现一些令人瞩目的企业。我知道你之前邀请过 Bending Spoons 的创始人卢卡・法拉利（Luca Ferrari）参加节目，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Bending Spoons 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自筹资金发展起来的，它打造了一种极具可扩展性的商业模式，盈利能力让很多公司羡慕不已。它通过避开过度资本化的陷阱，实现了自身的发展。 主持人： 在Baillie Gifford 内部，你们会因为人工智能公司的估值过高而刻意避开投资吗？ Peter Singlehurst： 我们不会简单地说不投资，而是会思考价值会在哪里产生。如果我们要持有一家企业十年，我们会考虑从长期来看，哪些因素能够决定企业在收入和利润方面取得成功。 这涉及到竞争优势、企业文化等一些较为抽象的因素。 我们确实投资了一些处于人工智能领域变革前沿的公司，比如 Databricks，我们是它的股东；还有 Tenstorrent，这家公司专注于芯片和基础设施领域，我们也对其进行了投资。我们在这个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分析，但尚未对大型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公司进行投资。 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公司的产品不够出色或者收入规模不够大，而是因为我们仍在探索在大语言模型层面，什么样的竞争优势才是可持续的。我认为在基础设施层面和产品分销层面，我们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但在大语言模型领域，存在着开源模型、Deep SE 等因素带来的同质化竞争。 主持人： 我完全同意这一点，大家似乎都认同大语言模型处于中间层，存在同质化竞争的问题。 但当我们看向应用层时，这些公司在收入方面的增长速度是前所未有的。从 Midjourney 到 Lovable、Bolts 等公司，它们每周的收入增长可达数百万美元。因此，这些公司的估值也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名严谨的投资者，你还能在应用层进行投资吗？ Peter Singlehurst： 严谨的投资思维并不意味着你要完全避开某些领域或行业。如果你对一家公司的成功有足够的信心，就应该深入研究其估值。 成为一名严谨的投资者并不意味着你永远不会支付高于某个倍数的价格，当你发现一家真正特别的公司时，就应该认真考虑其估值。当然，风险在于你可能会认为每一家公司都很特别，从而过度关注估值。关键在于要明智地选择在什么时候为一家公司支付高价。 你知道我真正担心的是什么吗？我担心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收入增长模式，这可能会误导一代企业。我们投资的一些企业，它们的收入增长速度不再是从 200 万美元增长到 1 亿美元，而是实现数倍的增长。 主持人： 这种增长模式的改变是否意味着，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仅仅依靠这种增长已经不足以获得 C 轮、D 轮或 E 轮融资了呢？ Peter Singlehurst：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我也认为，仍然会有一些来自人工智能时代之前的企业，它们凭借独特的产品开发方式，难以被人工智能复制，依然能够成为卓越的企业。回到金融科技领域，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类公司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复杂情况，比如如何应对监管，人工智能无疑会对这个领域产生影响。但在构建这些产品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基础性问题，这些问题不会因为人工智能的出现而被轻易解决。 主持人： 当你考虑企业的竞争力和收入质量时，我最近读了汉密尔顿・赫尔默（Hamilton Helmer）的《七大力量》，我觉得这本书非常棒。你读过这本书吗？如果没有，我一定要推荐给你。这本书主要分析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将其归纳为七个不同的因素。你在评估一家公司的价值可持续性时，有自己的分析框架吗？ Peter Singlehurst： 我们确实有自己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可以追溯到我在长期全球增长团队工作的时候。我们称之为 “十大问题” 框架。我不会详细阐述这十个问题，但这些问题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前几个问题主要关注公司在未来 5 年、10 年甚至更长期的增长机会；接下来的问题涉及公司成功的持久决定因素，产品是其中之一，还有竞争优势，以及竞争优势如何随着时间和规模的变化而演变；第三个方面可能是最抽象但也是最重要的，即企业文化，这其中当然包括管理团队及其执行力。 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简单地判断企业文化的好坏，而是看企业文化与公司的特定目标或使命是否契合； 最后一个方面是财务分析，比如这家公司能否成为一家股权回报率高的企业，我们会参考同行业高回报企业的案例，分析在特定行业中，是什么因素导致企业的资本回报率有高有低。 在估值方面，我们采用的方法更接近公共市场的估值方法，因为我们试图寻找那些我们认为具有长期内在价值，且内在价值远高于当前市场价格的公司进行投资。 主持人： 你提到了持久的竞争优势。如今，随着新的人工智能工具不断涌现，许多现有企业的商业模式受到冲击。在技术公司面临如此快速变化的情况下，你认为还能准确预测企业的持久竞争优势吗？ Peter Singlehurst： 这取决于竞争优势是体现在产品上还是其他方面。通常，最持久的竞争优势并非源于某一款特定产品，比如不是因为我的杯子比你的杯子好，我就能一直比你卖得多。 以 Bending Spoons 为例，它的竞争优势并非在于其某一款具体的应用程序，而是在于它的并购策略、商业战略，以及将收购的企业整合到一套共享的服务和工具中的能力，这些服务和工具能够帮助企业发展，提升产品质量，创造自由现金流。 而且，竞争优势往往与创始人的企业文化和性格深度融合，以及他们所打造的组织架构密切相关。那么，这种竞争优势会随着时间减弱吗？ 当然会。但它会被人工智能摧毁吗？我不确定，我认为它比这更具持久性。如果一家公司的竞争优势仅仅是其产品比其他公司的好，比如他们的小部件更好，那么人工智能有可能制造出更好的小部件，从而削弱其竞争优势。但如果竞争优势体现在其他方面，情况就有所不同。 主持人： 在投资过程中，创始人担任首席执行官的公司和非创始人担任首席执行官的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明显差异呢？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今年早些时候对这个问题有过相关论述，我很好奇，你在提到组织和文化时，是否有数据表明创始人领导的公司在持久性和可持续性方面比非创始人领导的公司更具优势呢？ Peter Singlehurst： 虽然具体数据可能会有一些偏差，但大致情况是，我们规模最大的 10 笔投资中，有 9 笔投资的公司仍是由创始人领导。即便在我们所投资的大规模企业中，我们仍明显倾向于投资由创始人领导的企业。 这主要是因为，如果一家公司年收入达到 2 亿美元，而创始人却无法将公司带到这个规模，往往在我们介入之前，公司就已经经历了多次管理层变动。而且，我们在筛选投资对象时，仍然非常看好由创始人领导的企业。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非创始人领导的企业中就没有优秀的公司，比如 Vinted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之前和托马斯聊过 Project Europe 项目，你们在这个项目上取得的成绩非常惊人。Vinted 就是由非创始人领导，并且实现了巨大的变革，这真的令人难以置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像是重新创立了一家企业，我觉得这种说法很恰当，我完全同意。我是一名播客主播，所以在表达方面可能会更擅长一些。 主持人： 你把增长视为首要考量因素。就像 Bending Spoons，其公开报道的营收数据非常亮眼，估值达到 50 亿美元。在进行投资时，你们会做收益情景规划吗？比如，考虑如果发生 X 和 Y 情况，公司市值会达到 250 亿美元，这样我们就能获得 5 倍回报？ Peter Singlehurst： 是的，我们在评估每一家公司时，都会以一种非常一致的方式对其潜在收益进行建模。我们通常会设定一个目标，即期望投资能够实现 5 倍的回报。在建模过程中，我们保持对收益倍数的一致性设定，同时测试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概率和假设条件。这样做可以让我们在不同投资案例之间进行比较。 当然，我们也会关注所投资公司的长期收益和更高的潜在回报，但基础建模始终围绕 5 倍回报展开。 那么，对于实现 5 倍回报的概率，你们认为可接受的范围是多少呢？是不是只要我们认为有 80% 的可能性，就会进行投资？如果概率低于 80% 就不投资，因为任何投资都至少有 1% 的成功概率，对吧？ 实际上，可接受的概率远没有那么高。如果有人认为一项投资有 80% 的概率实现 5 倍回报，那可能是对投资的概率和信心过于乐观了。 从长期或高收益情景来看，5 倍回报的投资并非易事。回顾 30 年的公开市场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如果随机选择一家公司，其实现 5 倍增长的概率大约只有 5%。所以，如果我们能找到一家公司，认为它有 30% - 40% 的概率实现 5 倍增长，那就是非常不错的投资机会。只要概率在 30% - 50% 之间，我们通常都会考虑进行投资。 主持人： 你如何看待投资期限呢？从你们的投资结构来看，理论上投资期限是开放式的，不需要过多考虑期限问题。但资金始终存在机会成本，它可以在其他地方实现更好的复利增长。你是如何平衡投资期限和等待收益的意愿的呢？ Peter Singlehurst： 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具体的基金类型。我们有些基金可以进行资本循环，在这类基金中，我们能够对从私有公司转为上市公司的投资进行减持，并将回收的资本重新投入到新的私有企业中。 当我们认为新投资的公司比继续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能带来更高的潜在收益时，就会进行这样的操作。而对于我们管理的其他更传统的基金结构，即有固定期限的有限合伙基金，虽然也能进行一定程度的资本循环，但相对有限。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要保持较高的投资标准，并且要有耐心。 以我们最近募集的一只基金为例，该基金于 2021 年完成募集，但在 2022 年和 2023 年，我们的投资部署非常少，因为当时市场估值仍然过高，市场上还存在各种利用可转换债券进行的操作，大家都在假装公司的估值还维持在 2021 年的水平。直到去年，我们才开始发现一些优质的企业，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同时，市场上关于估值和投资结构的一些不合理现象也有所减少，于是我们从 2024 年开始加大了投资力度。 主持人： 不过，彼得，目前的投资价格似乎并没有明显改善，也许我们关注的市场有所不同，但现在的市场看起来并没有恢复到理性和冷静的状态。 Peter Singlehurst： 这取决于你观察的角度。从数据来看，美国 C 轮及以后融资轮次的估值倍数低于 2021 年的水平，尽管仍然处于较高位置。我其实不太关注这些数据报告，因为它们统计的样本量太大，包含了很多普通的 C 轮融资案例，而我更关心那些有可能带来 25 倍回报的少数优质 C 轮项目。 主持人： 投资就像是一场寻找 outliers（异常值）的游戏，对于那些表现突出的公司，市场对它们的了解更多，投资资金也会更快地向它们集中，导致它们的融资价格大幅上涨。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一些 C 轮和 D 轮融资的价格高得离谱，出现了 50 亿美元甚至 100 亿美元的巨额融资轮次。 Peter Singlehurst： 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认为市场正越来越倾向于少数几个知名企业。这背后存在一种可以理解的人类心理因素，整个行业仍在消化 2021 年市场过热以及 2022 年市场回调带来的影响。当一个行业或生态系统经历了一段动荡时期后，人们会寻求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往往来自于与同行保持一致，避免做出过于不同的决策。其实我们一直都是这样，这也是我们在 2021 年和 2022 年做出相应投资决策的原因。 主持人： 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男孩和老师。在数学课上，老师问：“羊圈里有 8 只羊，1 只跳了出去，还剩几只？” 男孩是唯一回答 “一只都不剩” 的学生。老师说：“你答错了，你根本不懂数学。” 男孩则回应：“不，是你不懂羊。” 这个故事很精彩，它生动地反映了我们在投资领域的行为。我们就像羊群一样，盲目地跟随大众的决策。 就像你说的，如果关注金融科技领域，或者 Web3（虽然我不确定 Web3 现在是否还热门），也许能找到一些价格合理的投资机会。 Peter Singlehurst： 我认为你说得对。所以，我觉得尽量拓宽投资视野非常重要。这样，在合适的时机，我们既可以涉足那些热门领域，寻找优质的投资标的，也可以关注其他领域。我们的投资范围涵盖了大约 2000 - 3000 家公司，作为一个团队，我们有能力对这些公司进行研究和跟踪。以去年为例，我们在 6 个不同的国家进行了投资，这并不是为了追求投资的独特性，而是因为我们在全球各地都发现了优秀的企业，其中很多企业并不为大众所熟知。 除了 Bending Spoons，我们去年还投资了一家葡萄牙企业、一家巴西公司、一家印度公司以及一家以色列公司。说到巴西和印度的投资，我可能会因为接下来的观点受到一些批评。 巴西在大规模企业的退出渠道方面表现不佳，除了 Nubank，大家都说 Nubank 是 20 年来巴西唯一成功的案例，还有一些其他公司，但规模都不大。而印度在科技生态系统方面一直表现出色，现在正是投资的好时机，但我们仍在等待合适的退出机会。你们在投资时是如何考虑宏观市场风险的呢？ 我认为，如果忽视宏观市场风险，那是非常不明智的。但作为投资者，我们的工作就是合理评估风险，并确保所支付的价格能够补偿我们承担的风险。作为成长型投资者，我们要为公司在成长为当前规模数倍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定价，同时考虑公司在退出和实现流动性方面的风险。我们愿意承担一定的风险，前提是能够获得相应的回报。而且，我们的投资期限非常长，这也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承受更多风险。 主持人： 你们会提前规划企业所需的资金吗？并且认真考虑投资所带来的股权稀释问题吗？ Peter Singlehurst： 当然，我们会提前规划，思考应该为不同的公司预留多少资金。像 Uber、DoorDash、Instacart 这类消耗大量现金的企业，与传统的企业软件公司相比，资金需求差异很大，传统企业软件公司对资金的需求相对较少。我们会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确保投资组合中的资金需求结构合理。 去年，我们投资的很多公司已经实现盈利，或者在今年有望实现盈利。对于这些公司来说，股权稀释对投资的影响就小得多，因为它们能够实现自我资金支持。但如果公司盈利的同时没有保持足够的增长速度，重新回到增长轨道，这仍然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行业中普遍存在的一个误解，大家总是在讨论增长和盈利之间的权衡，实际上，更应该关注的是投资资本的增量回报，以及企业的长期股权回报率。 主持人： 亚马逊的发展模式符合你所说的理论吗？显然，亚马逊多年来一直没有盈利，而是持续将资金投入到新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中。这与你所说的理论相符吗？ Peter Singlehurst： 对我们公司来说，亚马逊是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投资。我个人并没有直接参与这项投资，但我们公司在 2004 年首次投资了亚马逊。多年来，我们见证了亚马逊从长期亏损到实现盈利的发展历程。 特斯拉也是一个类似的例子，我们在 2013 年首次投资特斯拉。在投资这些公司的初期，它们都处于亏损状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因为持有这些公司的股票而受到质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看到了它们的业务扩张、增长潜力以及持久的竞争优势逐渐显现，最终实现了规模扩张和盈利。 主持人： 你认为现在有没有哪家公司，在投资初期可能不被看好，但未来有潜力成为行业巨头呢？ Peter Singlehurst： 你是指像字节跳动这样的公司吗？ 主持人： 你为什么会这么问呢？你又是如何看待投资字节跳动所面临的风险呢？毕竟，美国政府可能会采取行动，比如封禁 TikTok，这可能会对字节跳动的业务产生重大影响。 Peter Singlehurst： 字节跳动是一家非常了不起的公司，它在中国市场展现出了惊人的营收和利润增长能力。旗下的产品，如抖音（在中国的版本为 Douyin）和今日头条（Toutiao），分别在短视频和新闻资讯领域占据领先地位。 字节跳动在中国的在线广告市场处于领先地位，同时在电商领域也排名前三，规模庞大。虽然 TikTok 在美国市场拥有庞大的用户基础，如果它能在美国继续成功发展，无疑会对字节跳动的业务产生积极影响。但我们对字节跳动的投资主要基于其在中国市场的业务表现。即便 TikTok 在美国被封禁，我们认为投资字节跳动仍然有机会获得至少 5 倍的回报。 主持人： 如果 TikTok 美国业务被封禁，这对字节跳动的整体业务会产生多大影响呢？比如，影响程度是 5%、20% 还是 25%？ Peter Singlehurst： 我们的基本假设是 TikTok 美国业务会被封禁，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认为有途径实现至少 5 倍的投资回报。 主持人： 你们是什么时候投资字节跳动的呢？ Peter Singlehurst： 大概是 2019 年，我们的投资不算特别早，但自投资以来，字节跳动的发展非常迅速。 主持人： 你如何看待字节跳动的流动性问题呢？我认识很多有限合伙人（LP），他们通过直接投资或参与不同的基金间接持有字节跳动的股份，他们都在关注字节跳动何时能够为投资者提供退出渠道。 Peter Singlehurst： 我认为字节跳动最终会选择上市，可能在美国或香港上市，其中一个上市地点的可能性相对更大一些。 主持人： 考虑到当前中美关系的现状，你认为字节跳动还有可能在美国上市吗？ Peter Singlehurst： 目前，由于中美之间的一些不确定因素，很难排除任何可能性。不过，字节跳动的盈利能力很强，有公开报道称它会回购自己的股票。 主持人： 我们刚才讨论了公司上市的问题，我实际上想问的是，在当前企业私有化期限延长的背景下，公司为什么还要上市呢？就像我之前在节目中听到有人说，如果一家公司需要一个 25 岁的银行分析师来告诉它应该提高利润率，那么这家公司可能并不是一家优秀的企业。在资本市场私有化窗口延长的情况下，公司还有必要上市吗？ Peter Singlehurst： 说实话，我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这也是我选择投资私有公司，代表客户进行私有公司投资的原因之一。 主持人： 不过，我是在一家大型公共市场投资机构工作，你认为这对我的投资理念有影响吗？ 我认为这并没有改变我的投资理念，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它。因为现在私募市场的资金供应充足，企业可以更长时间保持私有状态。但我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更为复杂，并不单纯是私募市场资金周期的影响。如今，人们逐渐认识到，企业通过更长时间保持私有状态，可以更好地专注于业务发展，打造更强大的企业。 主持人： 你认为为什么会这样呢？ Peter Singlehurst： 专注是一个关键因素。成为一家上市公司并非易事，不仅要满足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而且公司的股东可能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持有公司股票，这些目的可能与公司的长期发展目标不一致。 上市公司的所有经营活动都在公众的监督之下，竞争对手几乎可以了解到公司的所有业务信息，因为公司需要向股东详细披露这些信息。这对公司来说是巨大的挑战。我非常钦佩那些成功上市并在公开市场取得良好发展的公司，因为这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我认为企业意识到通过保持私有状态可以更好地聚焦业务发展。当然，上市也有一些好处。例如，员工可以通过上市获得变现机会，这一点现在也可以通过大规模的私募二级市场交易来实现。如果一家公司有并购需求，上市后拥有公开交易的股票可以为其提供便利。 对于处于受监管行业的公司来说，上市也有助于满足监管要求。我曾经是 Epic Games 的股东，这家公司自 1992 年以来一直保持私有状态。 我曾经问过 Epic Games 的创始人蒂姆・斯威尼（Tim Sweeney），他是如何看待公司上市问题的。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在某些时候，上市可能会比保持私有状态更有利，但目前来看，保持私有状态对公司更为有利。不过，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当公司对资金流动性、并购或监管合规等方面有需求时，上市可能会成为更合适的选择。 主持人： 如果企业长期保持私有状态，由大量资金支持发展，而我们以往主要通过首次公开募股（IPO）实现投资退出，那么现在该如何实现流动性呢？比如，如果 Stripe 计划再保持 10 年私有状态，我们就只能一直持有股份吗？ Peter Singlehurst： 我认为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大型公司主导的二级融资轮次正逐渐兴起。像 Stripe、Databricks 等公司，它们的二级融资轮次越来越普遍。我不认为未来会出现专门针对私有公司的股票交易所，因为私有公司的股权结构非常复杂，存在多种股权类别、特殊权利安排以及公司控制权等问题，这些因素使得建立这样的交易所面临诸多困难。不过，也许未来这些私有公司会变得非常盈利，持续增长，并开始向股东支付股息，这可能会成为投资者实现流动性的一种方式。 主持人： 你们参与了 Databricks 600 亿美元的融资轮次吗？ Peter Singlehurst： 我记得我们首次投资 Databricks 时，它的估值约为 300 亿美元。在后续的融资轮次中，我们参与了部分投资，但具体到 600 亿美元的那轮融资，我们进行了一定的投资，但并没有大幅追加投资。 主持人： 你认为从 600 亿美元的估值来看，Databricks 有机会实现 5 倍回报吗？ Peter Singlehurst： 我们认为有机会，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 600 亿美元那轮融资中的投资策略与加倍投入有所不同。我们投入了少量额外资金，但并没有大规模增加投资。 主持人： 你认为现在很多进行大规模投资的私募投资者，从风险投资转向类似首次公开募股前的投资阶段，他们会面临风险吗？ Peter Singlehurst： 过去 10 年，成长阶段私有公司投资领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类公司过去通常是上市公司，由公共市场投资机构持有。但现在企业选择保持私有状态的时间越来越长，传统的长期投资者逐渐被挤出这一领域，市场出现了空白。 一些机会主义者趁机进入，包括对冲基金和一些早期阶段的投资者成立的成长阶段基金。他们开始投资这类公司，但他们之前并没有在这个阶段和规模投资的经验。2021 年之后，很多这类投资者被市场淘汰，但仍有一些留存下来，并且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 我希望他们能够积累真正的投资经验，学会如何在这个阶段和规模管理投资组合。因为我们希望市场上有理性的投资者，他们能够做出明智的决策，对公司进行深入的分析，从而使市场定价更加合理。虽然现在有一些这样的例子，但我认为市场正朝着机构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比如，我们是Anduril的股东，去年我们首次投资这家公司。在我们参与的那轮融资中，除了公司内部人员，新加入的投资者大多是传统的公共市场投资者，他们也具备一定的私募投资能力。这是因为公司需要那些有经验的投资者，能够在公司成长的这个阶段提供支持，并帮助公司顺利过渡到公开市场。 主持人： 能谈谈投资Anduril 的决策背后的逻辑吗？我非常看好Anduril，我对投资它有很多想法。但你们为什么对它如此感兴趣呢？ Peter Singlehurst： 我可以详细说说这家公司的情况。Anduril让我联想到我们之前在另外两家公司上看到的模式，那就是特斯拉（Tesla）和 SpaceX。Anduril开发的产品大多由软件驱动，不过解决的都是非常棘手的技术硬件问题。他们已经证明了产品的可行性，也有消费者愿意购买，所以产品与市场的契合度不存在问题。 而且，他们所处的市场规模庞大，并且在过去几十年里变化不大。目前，Anduril与最接近的私有竞争对手之间存在着明显差距。2013 年的特斯拉和 2018 年的 SpaceX 也是如此。正是这种结合 —— 解决了极其困难的硬件问题、处于变化缓慢的行业，以及与其他私有竞争对手拉开的差距，让我们对Anduril很感兴趣。 他们已经证明产品可行，也有消费者愿意购买，所以产品与市场的契合度不存在问题。而且，他们所处的市场规模庞大，并且在过去几十年里变化不大。目前，Anduril与最接近的私有竞争对手之间存在着明显差距。2013 年的特斯拉和 2018 年的 SpaceX 也是如此。正是这种结合 —— 解决了极其困难的硬件问题、处于变化缓慢的行业，以及与其他私有竞争对手拉开的差距，让我们对Anduril 很感兴趣。 主持人： 你提到他们希望引入既熟悉公开市场又参与私募投资的人。我们看到一些公司采用常青基金结构，认为作为私募投资者能获得不对称信息，进而比公开市场投资者或有限合伙人（LPs）更有效地管理投资组合。你认同这种观点吗？还是说，你认为管理私募投资组合和公开市场投资组合在思维方式上存在本质差异？ Peter Singlehurst： 我认为两者存在显著差异。比如，寻找投资机会的方式在私募市场和公开市场截然不同。不过，核心的分析问题大致相似。虽然获取信息的来源不同，但无论投资私募还是公开市场的公司，都在寻找具备相同特质的企业，简单来说，就是那些有潜力实现数倍增长且能获得高股权回报率的公司。我认为，成为成长型公司的优秀股东，在理念上存在很大差异，不仅私募股权和公开市场股权有所不同，成长型投资和风险投资也不一样。 主持人： 你拿Anduril和 SpaceX、特斯拉作比较，我觉得很有道理。不过，我们看到 SpaceX 和特斯拉都受到了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政治立场的影响。你如何看待这一风险？ Peter Singlehurst： 我对此感到担忧。人们常常忽略，SpaceX 有一个出色的管理团队，并非只有埃隆・马斯克。这个团队的成员能够保持低调，或许正是因为马斯克太过耀眼。这让我们稍感安心，但这确实是个问题。不过，如果像加拿大（SpaceX 的第二大市场）、墨西哥（第三大市场）等地区取消与 SpaceX 的合同，即便管理团队再低调也无济于事。 主持人： 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何时会成为关键的弱点呢？当看到Anduril、SpaceX、特斯拉这类公司越来越多地涉足国防、硬科技等领域，致力于解决极具挑战性的技术难题时，我担心包括我在内的这一代投资者，在这个全新的、充满挑战的技术领域可能已经跟不上步伐。不再是像以前那样，企业投资实现数倍增长就足够了。那么，成为风险投资家的经验法则是否已经改变？ Peter Singlehurst： 我从不认为自己是技术领域的专家或投资者。我投资的是公司，是企业。这些企业常常利用技术打造出极具扩展性且高回报的商业模式。但我不是技术研究者，而是企业和商业模式研究者。我的团队里有对技术本身更感兴趣，同时也热爱投资和企业的人。我的关注点 —— 这或许让我在成长型投资领域比在风险投资领域更有优势 —— 在于理解优秀的企业，而非优秀的技术。 主持人： 如今在投资领域，你最担心的是什么？ Peter Singlehurst： 逆全球化。我们是全球投资者，多年来的成功得益于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有趣的投资公司。我们常跟客户讲，Baillie Gifford 的第一笔投资是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橡胶种植园，当时生产的橡胶用于福特 T 型车的轮胎。 我们的第一笔私募投资也不在美国，而是在中国。我们身处苏格兰的爱丁堡，这里可供投资的公司并不多，所以我们的投资范围、客户群体一直都是全球化的。从投资角度，也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我担心进入一个国家间壁垒增多、联系减弱的时代，因为我认为这不利于投资，对我们人类发展也不利。 主持人： 你认为中国仍是一个巨大的投资机遇吗？ Peter Singlehurst： 我认为是的。中国仍然是一个极具潜力的投资市场。 主持人： 你们还在积极投资中国市场吗？ Peter Singlehurst： 是的。在公开市场，我们在中国有团队，持续关注投资机会。投资中国肯定存在额外风险，但承担风险也应该获得相应回报。我很认同 “别人恐惧时我贪婪，别人贪婪时我恐惧” 这句话。现在大家都对中国投资持谨慎态度，如果所有人都说中国不可投资，你最好去质疑这种观点，反问自己 “真的是这样吗？我是不是该去考察一下”。我希望今年夏天能去中国，我已经很久没去了。我们会继续在中国寻找投资机会。 主持人： 能否介绍一下 Baillie Gifford 的投资流程？就私募公司投资而言，你们内部的投资决策过程是怎样的？ Peter Singlehurst： 投资决策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层层筛选的过程。以去年为例，我们接触了 1000 家公司，研究了 600 个私募融资项目，对其中 65 个项目进行了初步筛选，深入调研了 30 个项目，最终进行了 11 项新投资。 我们的调研最终会形成 “10Q” 报告，如果你看过，就会发现这些报告不像 PPT，而是类似论文。每周四下午，我们整个团队会坐下来讨论这些报告。每次讨论的时间在逐渐延长，因为每次讨论结束时，大家都觉得意犹未尽。目前每次讨论时长为一个半小时。投资委员会会在周五下午开会，委员会成员只有 4 人，由我们来决定投资项目。当然，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后续跟进事项。对于我们的专项基金来说，这 4 人是核心决策团队。 主持人： 这 11 项投资的金额范围是多少？ Peter Singlehurst： 投资金额跨度较大，因为我们从不同的资金池中进行投资，金额从 1000 万美元到 1.5 亿美元不等。 主持人： 投资时，流程和心理上会有什么不同？ Peter Singlehurst： 追加投资时，我们会重新审视投资项目，更新 “10Q” 报告，再次评估 5 倍回报的可能性。一般来说，大致有三种决策情况。如果要对一家公司加倍投入，那肯定要看到 5 倍回报的潜力；如果是小额追加投资，只要公司发展方向正确，这就是作为优秀投资者会做的常规操作；当然，也有可能决定不追加投资，比如我们看不到预期的执行效果，或者认为估值不合理。 主持人： 有没有哪次投资，事后看来，你觉得当初就该投资但却放弃了？ Peter Singlehurst： 有，Coinbase。我们当初应该投资 Coinbase。 主持人： 为什么没投呢？ Peter Singlehurst： 我当时做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电子表格，估算比特币需要达到的交易量和流动性，才能让 Coinbase 实现 5 倍回报。我自认为这个模型很精妙，但结果却大错特错。 主持人： 你会担心过度依赖模型吗？ Peter Singlehurst： 会的，这始终是个风险。而且不只是模型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会过度理性分析，把事情复杂化。有些最好的投资机会其实很明显，虽说不是所有投资都这么显而易见。 要说最明显的投资，这得回溯到我做公开市场投资的时候。2013 年我们投资特斯拉，在当时看来就很明显。2013 年的时候，他们已经卖出了数万辆 Model S，还有很多人支付定金预订这款车，这证明他们能造出消费者想要的汽车，之前的 Roadster 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时的问题在于执行，他们能否生产出足够数量的汽车。但看看公司的团队，里面有建造汽车工厂、实现汽车规模化生产经验的人。所以在当时，投资特斯拉的决定似乎很明显，那时特斯拉的市值是 30 亿美元。 主持人： 我来进行快速问答。我说一个简短的表述，你直接说出你的想法。你相信但周围很多人不相信的事是什么？ Peter Singlehurst： 我相信作为一名多领域、全球化的投资者，专注于成长型股权投资，依然能为客户创造真正的价值。 主持人： 如果你可以买入并持有一只股票 10 年，你会选哪只，为什么？ Peter Singlehurst： Bending Spoons。因为我认为他们的商业模式、企业文化都非常出色，而且有机会像免疫细胞一样，收购那些产品不错但经营不善的公司，从中创造大量利润和自由现金流。 主持人： 你最喜欢他们商业模式的哪一点？ Peter Singlehurst： 他们有一套通用的工具，能从用户角度优化任何一款消费级数字应用，增加营收，提高运营效率。他们的目标市场基本上是风险投资生态系统里那些有好产品但经营不佳的公司。 通过将这些公司纳入旗下，Bending Spoons 能把好产品变成卓越的业务。核心风险主要在于收购价格的敏感度，以及能否在更大规模上持续这种模式。有趣的是，我之前和他们收购的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聊过，他说收购过程很有意思，没有讨价还价，就是直接给出方案，愿意就合作，不愿意也没关系，非常干脆。整个过程非常顺利，我很欣赏这种不拖泥带水的方式。 主持人： 如果知道自己不会失败，你会怎么做？ Peter Singlehurst： 如果知道自己不会失败，那风险承受能力肯定会无限提高，会去冒一些看似荒谬的风险，因为知道自己肯定能成功。也许会成为一名早期生物技术投资者，因为知道投资的每一家超早期公司都能研发出重磅药物，回报会高得惊人。 主持人： 你最尊敬的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是谁，为什么？ Peter Singlehurst： 我非常尊敬 Wise 的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托（Kristo）。他是一位杰出的领导者，对低成本、高效地转移资金这件事充满热情。他非常关心客户和业务，在创建企业方面有着独特而深刻的见解。我见证了 Wise 的成长，也看到他随着公司的发展而不断进步。 主持人： 如果可以改变 Baillie Gifford 投资决策过程中的一件事，你会改变什么？ Peter Singlehurst： 我希望在做每一项投资决策时能有更多时间。现在要消化团队的工作成果并做出投资决策，时间总是很紧张。我希望能有三到五倍，甚至十倍的时间，深入思考这些投资决策。但一天就那么多小时，我们只能在现有时间框架内工作。 主持人： OpenAI 估值 300 亿美元、Grok 估值 50 亿美元、Anthropic 估值 60 亿美元，你会买入哪家，卖出哪家？ Peter Singlehurst： 天哪，我非得选一家买入吗？如果可以的话，我一家都不买。 这并不是因为我不看好这些公司，而是我还不确定在大型语言模型领域，怎样才能建立持久的竞争优势。在没有明确的投资逻辑之前，我无法确定该买入哪家公司。 你不认为产品化和品牌很重要吗？品牌，尤其是面向消费者的品牌，以及产品的分发渠道确实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谷歌（Google）是目前最被低估的公司之一。看看他们面向消费者的分发渠道，以及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潜力，谷歌有着巨大的机会。按照这个逻辑，你也会提到微软（Microsoft），对吧？是的，微软也有类似的优势。 主持人： 在过去 12 个月里，你改变想法最多的事情是什么？ Peter Singlehurst： 有很多。比如，关于为公司创造价值这件事，多年来我一直都想错了。 以前我总说，在成长型投资阶段，创造价值这个概念并不适用，公司自己应该知道该怎么做。在运营方面，公司确实大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我忽略了成长型公司在很多特定方面的需求，比如如何有效地上市、如何成为一家优秀的上市公司、如何组建一个出色的独立董事团队等等。过去几年我才意识到，成长型公司在很多方面都需要帮助，而我们有能力为他们提供支持。 主持人： 成为父亲后，你的投资心态或者你喜欢投资的公司类型有变化吗？ Peter Singlehurst： 我觉得投资方式没有改变，但世界观有了很大变化。 主持人： 世界观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Peter Singlehurst： 当你成为父母后，会有一个小生命诞生，这个小生命从很小一点点，很快就会长大。你会无比关心这个小生命，对他负有难以想象的责任。这种责任感是其他事情无法比拟的。成为父母后，生活中的美好变得更加美好，困难也变得更加困难，一切都被放大了。 主持人： 为什么很少有人离开 Baillie Gifford 呢？在风险投资行业，大家总是进进出出，但你们公司的人似乎都很稳定，而且公司还在爱丁堡。爱丁堡是个很宜居的地方，但我这么说不是想冒犯爱丁堡，只是觉得这有点奇怪。 Peter Singlehurst： 我们公司已经有 115 年的历史，是一家合伙制企业，采用无限责任的代际合伙模式。从收益分配的角度来看，收益归公司所有，然后我们通过奖金的形式给员工发钱，类似于一种合成收益分配方式。 公司的运营模式是，一代又一代的合伙人负责公司的运营，为客户服务。公司的目标是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同时确保公司能更好地传承给下一代合伙人。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在 Baillie Gifford 工作了一辈子的人，对客户和公司都有着深厚的责任感，希望能把公司经营得比我们加入时更好，然后交给下一代合伙人。Baillie Gifford 是一家了不起的机构，作为一名投资学习者，我非常尊重这里的团队和他们的故事。 主持人： 最后一个问题，展望未来 10 年，你最乐观的是什么？ Peter Singlehurst： 我希望以积极的态度结束这次交流。我对目前公司进入成长型投资阶段的市场环境感到非常兴奋和乐观。 回到之前提到的，年收入在 2 亿美元左右的公司，产品风险已经降低。现在有大量获得风险投资的公司进入我们关注的市场，就像很多人在墙上扔意大利面条（尝试各种机会），我们可以看看哪些能成功。对于成长型投资者来说，这是个很好的时机，因为有很多实验在进行，我们能看到哪些模式可行。而且，现在有经验的创业者和企业管理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人力资源比以前更好。 主持人： 我能打断一下吗？那些年收入 2 亿美元、增长率 15% 左右的公司，对你们来说可能不够好，对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来说也不够好，也达不到上市标准，这类公司会怎样呢？ Peter Singlehurst： 我认为这对 Bending Spoons 来说是个机会。这些公司虽然作为独立企业表现一般，但 Bending Spoons 可以收购它们，改进产品，实现盈利，让这些公司变得非常有价值。这些公司虽然无法独立发展得很好，但在合适的资本配置者手中，它们能产生大量自由现金流。 主持人： 你会去 Bending Spoons 做首席财务官（CFO）吗？如果卢卡（Luka）打电话邀请你。 Peter Singlehurst： 现在他们的 CFO 大卫（David）做得非常出色，我去了可能也发挥不了太大作用。 说回我对未来 10 年感到乐观的原因，当前的资本环境也很重要。虽然市场上有些领域仍然比较活跃，但整体来看，市场资金既没有过剩也没有不足，处于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投资，但又不会多到影响企业的长期发展质量。综合来看，大量的创业尝试、丰富的人力资源和适量的金融资本，让我对在这个市场进行投资充满期待。 主持人： 彼得，非常感谢你抽出时间参与这次交流。你非常谦逊，思维独特，和你交流让我受益匪浅。我很珍惜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感谢你今天如此坦诚地分享。 Peter Singlehurst： 能再次见到你我也很高兴，哈里。我非常享受这次对话，感谢你邀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