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id="readability-page-1"><h2>全球滯脹陰影下的中東動盪</h2> 1979 年，全球經濟步入了一個極度不確定的十字路口。受伊朗伊斯蘭革命及隨後兩伊戰爭的影響，全球石油供應遭遇了劇烈衝擊。當時，全球石油物理產量在短時間內下降了約 4% 至 5%。 雖然產量缺口看似有限，但由恐慌心理引發的 “囤積擠兑” 遠比物理短缺更致命。石油價格在短時間內從每桶 13 美元飆升至近 40 美元。在高油價的推升下，主要經濟體集體陷入滯脹。 高油價導致全球主要經濟體陷入 “滯脹” 困境▼ <img src="https://imageproxy.pbkrs.com/https://wpimg-wscn.awtmt.com/bfbc0a26-d958-46c1-b726-71662527deef.png?x-oss-process=image/auto-orient,1/interlace,1/resize,w_1440,h_1440/quality,q_95/format,jpg" width="1024" height="486" original-src="https://imageproxy.pbkrs.com/https://wpimg-wscn.awtmt.com/bfbc0a26-d958-46c1-b726-71662527deef.png"/> 在西方主要經濟體哀鴻遍野、陷入衰退泥潭時，遠在東亞的香港卻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近乎 “超現實” 的獨立行情。 <h2>香港的反常牛市——從土地到股市都在上漲</h2> 在這種極端惡劣的外部環境下，香港呈現出一種反直覺的繁榮： 一，驚人的 GDP 表現。這一時期，香港的名義 GDP 增長率與實際 GDP 增長率呈現出一種 “雙高” 態勢，名義增長完全覆蓋了成本支出的上漲： 1979 年：名義 GDP 增長 25.3%，實際增長 11.5%； 1980 年：名義 GDP 增長 25.8%，實際增長 10.1%； 1981 年：名義 GDP 增長 25.9%，實際增長 9.2%。 二，土地與房地產的飆升。在極高的名義增長刺激下，土地成為了最熾熱的資產配置目標。1979 年至 1981 年間，香港私人住宅價格指數翻了一番。1980 年 8 月，金鐘一塊土地（現遠東金融中心所在地）以每平方英尺超過 1.5 萬港元的價格成交，創下當時的世界紀錄。 1980 年代的港島金鐘地區，幾幢大樓聳立在低矮樓羣之間▼ <img src="https://imageproxy.pbkrs.com/https://wpimg-wscn.awtmt.com/9ebdbf5a-dce2-406c-b2b3-a5655915d84e.png?x-oss-process=image/auto-orient,1/interlace,1/resize,w_1440,h_1440/quality,q_95/format,jpg" width="840" height="676" original-src="https://imageproxy.pbkrs.com/https://wpimg-wscn.awtmt.com/9ebdbf5a-dce2-406c-b2b3-a5655915d84e.png"/> 1982 年的遠東金融中心，金光閃閃，是當時的世界 “地王”▼ <img src="https://imageproxy.pbkrs.com/https://wpimg-wscn.awtmt.com/2c324442-ef6c-4e3f-b176-d92ddce2e6f6.png?x-oss-process=image/auto-orient,1/interlace,1/resize,w_1440,h_1440/quality,q_95/format,jpg" width="805" height="761" original-src="https://imageproxy.pbkrs.com/https://wpimg-wscn.awtmt.com/2c324442-ef6c-4e3f-b176-d92ddce2e6f6.png"/> 三，股票市場爆發。恒生指數從 1979 年初的 500 點左右，到 1981 年夏季觸及約 1810 點的階段性頂峯，漲幅超過 260%。 以長江實業為例，1980-1981 年期間，其股價復權後上漲了 4 倍，從 4.7 元港幣漲到 30 元港幣（除權前）。在頻繁的融資和併購推動下，其市值從 1978 年的不足 10 億港幣上漲到 1981 年高峰期間的 60 億港幣。公司利潤從 1978 年的 1.33 億港元爆發式增長至 1981 年的 13.85 億港元，四年內翻了十倍。 恒指與油價的 “逆行” 走勢▼ <img src="https://imageproxy.pbkrs.com/https://wpimg-wscn.awtmt.com/d2bc53da-4d33-4145-9c2a-a4a8bb3e766d.png?x-oss-process=image/auto-orient,1/interlace,1/resize,w_1440,h_1440/quality,q_95/format,jpg" width="817" height="410" original-src="https://imageproxy.pbkrs.com/https://wpimg-wscn.awtmt.com/d2bc53da-4d33-4145-9c2a-a4a8bb3e766d.png"/> <h2>為什麼香港能創造反常牛市？</h2> 這種反常的牛市並非純粹的運氣，而是由多重本土特有的宏觀因素與金融錯位共同驅動的： 一，人口紅利的爆發性支撐。1978 年至 1980 年間，由於內地局勢變化，估計有超過 40 萬新移民湧入香港。這在微觀上為製造業提供了充沛且廉價的勞動力，極大地抵消了能源成本上漲；在宏觀上，這些新移民產生的巨大居住剛需，成為了房價上漲最堅實的底層動力。 1978-1980 年間，抵港政策取消前夕，香港人口明顯上 “台階”▼ <img src="https://imageproxy.pbkrs.com/https://wpimg-wscn.awtmt.com/4ef6b7c8-debb-4ce5-ba0d-9e59e816bae3.png?x-oss-process=image/auto-orient,1/interlace,1/resize,w_1440,h_1440/quality,q_95/format,jpg" width="817" height="410" original-src="https://imageproxy.pbkrs.com/https://wpimg-wscn.awtmt.com/4ef6b7c8-debb-4ce5-ba0d-9e59e816bae3.png"/> 二，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宏觀預期。1978 年底大陸開啓改革開放，華人資本敏鋭地察覺到香港將重新恢復其全亞洲 “轉口貿易樞紐” 的功能。這種對 “中國紅利” 的非線性預期，讓香港在歐美衰退時，擁有了一個不斷增長、潛力巨大的經濟腹地。 三，貨幣 “脱錨” 與負實際利率套利。當時港元處於自由浮動期（1974-1983），聯繫匯率制度還沒有實施。由於利率和物價差異，港幣在 1979 年存在巨大貶值壓力。實際上，1979 年初，港幣兑美元是 4.6，到了 1981 年就下降到 5.6。 這種貶值反而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好處。港幣貶值，為香港的貿易增強出口競爭力。貶值帶來的匯率競爭力，抵消了油價上漲造成的成本上升，讓香港製造或者經由香港轉口的大陸貿易品，價格比日韓歐美低。 貨幣貶值，物價上漲，再加上當時香港監管當局還向港幣存款徵收 15% 的利息税，老百姓的錢只能投向房產和股票。不留現金，不存銀行，幾乎全部湧向房市和股市。 物價上漲和經濟繁榮，導致當時的香港名義 GDP（25%）遠高於貸款利率（15%），實際貸款成本為負。大量資本湧入房地產和股票市場，更推動資產價格上漲。製造 “泡沫”。 在嚴重負利率的環境下，銀行貸款湧向地產和股票。長江實業、九龍倉和新鴻基這樣的公司，一方面大量貸款，向銀行提高槓杆，另一方面，頻繁在股票市場融資。李嘉誠、包玉剛等商業大亨，在嚴重的負利率環境中收穫鉅額財富。 物價上漲，房價上漲，股價上漲，負利率環境讓香港貨幣供應失控。1979-1980 年間，香港廣義貨幣供應量（M3）年增長率曾一度飆升至 40% 以上。 四，華人資本的成熟與重新配置。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正是全球地緣政治風險集中爆發期。79 年 12 月，蘇聯正式出兵阿富汗。80 年 9 月，伊朗伊拉克正式開打，兩個大產油國爆發全面戰爭。1982 年，馬島戰爭開始，阿根廷跟老派資本主義的英國叫板。 全球風險明顯上升，資本開始 “各回各家，各找各媽”。 當英資洋行選擇收縮，離開香港的時候，華人資本選擇離開歐美，紮根香港。李嘉誠的長江實業收購老派英資洋行和記黃埔，船王包玉剛 “棄舟登陸”，調動 20 億港元擊敗怡和洋行，奪取九龍倉控制權，拿到尖沙咀核心地段。鄭裕彤運用周大福的現金流支持新世界發展，籌建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李兆基的恆基兆業，在土地的一級半市場上，大量收購 “乙種置換土地權利書”（港英政府給拆遷户的 “白條”），實現套利，獲取新界大量土地。 成熟起來的華人資本，在負利率環境中，把握歐美資金離境的機會，控制了當時的香港的土地和股市。他們容忍極高的槓桿，重倉香港，把手中的 “浮財”（現金）變成 “硬資產”（土地）。 <h2>歷史的啓示——滯漲中的資產配置與定價權影響</h2> 1979 年早已逝去，當年的商業大亨也離開了舞台中心。 那場石油危機中的反常牛市，帶有明顯流動性泡沫成分。負利率推動物價、房價和股價畸形上漲，資產價格出現泡沫後，在 1982 年出現劇烈回調。 然而，回首那輪牛市。留給香港，留給我們也有不少啓示。 首先，石油價格上漲，經濟滯漲不意味着股票熊市。實際上，1979 年石油價格翻倍，全球經濟滯漲期間，主要股票市場都獲得了不錯的收益。1979 年美國標普 500 指數上漲了 12%。不要忘記，當年 8 月，沃克爾把聯邦基準利率推到了 20%！日經指數在 1979 到 1981 年期間上漲了 33%，倫敦的富時 30 指數在三年裏也有將近 20% 的漲幅。背後的理由很簡單，物價上漲摧毀現金購買力，需要資產來抵禦風險。 那麼應該選擇什麼樣的資產？不一定非要是能源。實際上，能源類股票在 1979 年大幅上漲後，在整個 80 年代表現不佳。應該選擇的資產是，不會明顯受到能源價格負面影響，但又能夠在未來有較高回報，有發展前景的資產。換句話説，現在的資產配置選擇，應淡化能源價格波動帶來的短期擾動，將核心權重鎖定在受益於技術進步與產業革命的長線資產。 東京股市漲幅之所以明顯大於紐約和倫敦，因為日本在全球的出口競爭力在高價能源背景下變得更強了。Was mich nicht umbringt, macht mich stärker，凡是殺不死我的，讓我變得更強大。高油價消滅了許多競爭對手，讓日本的節能節電產品在油價穩定後的 80 年代，橫掃全球。 其次，全球地緣政治風險上升，會促使資本明顯回流本國，回到自身熟悉的市場。在這個過程中，部分新興市場定價權會發生變化。1979 年前後的香港就是典型例子。之前，四大英資洋行基本控制香港經濟命脈，之後香港商業大亨掌握本地市場。華人資本的配置從浮動的現金到固化的土地，從海外移動到集中香港。股票市場的主要成分也發生類似變化。現在，自俄烏、伊朗衝突開始，地緣政治風險不斷上升，香港市場的資本類型也在變化。海外資本時進時出，中國資本比例不斷提高，內地資本穩定南下，中國的海外資本大規模流入。香港市場的定價影響力在漸漸變化。過去幾年那些 “搶奪定價權” 豪言壯語，事後看來有點可愛，但趨勢卻也明確展現在未來。 再次，人總是最重要的資產。那幾年的人口流入（40 萬新移民）為香港後來的繁榮儲備了寶貴的人力資源和創業火種。有了人，容納了經濟創新，有了未來騰飛的星星之火。如今，57 萬宗各類人才入境申請提交，近 40 萬宗獲批，約 20 萬人已經入境香港。房屋租金從 2024 年 11 月開始上漲，房產價格自 2026 年 1 月開始緩步上行。未來需要觀察香港是否能提供足夠包容度，留下這些人才。 在宏觀不確定的陰影下，香港的韌性源於其作為 “避風港” 和 “集聚地” 的獨特屬性。通過吸引華人資本和全球優才，期待香港可以將波動轉化為動力，在不確定的世界中，再次塑造屬於自己的確定性。 風險提示及免責條款 市場有風險，投資需謹慎。本文不構成個人投資建議，也未考慮到個別用户特殊的投資目標、財務狀況或需要。用户應考慮本文中的任何意見、觀點或結論是否符合其特定狀況。據此投資，責任自負。</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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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全球因伊朗革命和兩伊戰爭面臨石油供應危機，油價從每桶 13 美元飆升至近 40 美元，導致主要經濟體陷入滯脹。然而，香港卻在此背景下實現了反常的經濟繁榮，名義 GDP 和實際 GDP 均大幅增長，土地和房地產價格飆升，恒生指數漲幅超過 260%。

石油危機中的反常牛市：1979 年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