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伊朗戰爭引發的全球宏觀利率預期突變衝擊，華爾街巨頭高盛集團第一季度固定收益、大宗商品和貨幣（FICC）業務意外遭遇滑鐵盧，其利率交易部門成為該行相關收入大幅下滑的核心拖累。
據媒體援引知情人士透露，高盛第一季度 FICC 業務收入錄得 10% 的降幅，不僅大幅錯失分析師此前預期的 10% 增長，更遠遠落後於摩根大通、花旗集團和摩根士丹利同期實現的兩位數增長。
2 月底爆發的伊朗戰爭加劇了市場對高通脹和經濟增長放緩的擔憂，迫使投資者重新定價美聯儲等全球主要央行的加息風險。這一宏觀預期的劇烈反轉直接擊穿了高盛預先設定的利率對沖頭寸，對其造成了實質性打擊。
儘管 FICC 部門表現慘淡，但同樣的劇烈市場波動卻推動高盛的股票交易業務創下歷史最高收入，支撐該行實現了五年來最高的季度整體利潤，在一定程度上對沖了固定收益交易的失誤。
<h2>對沖策略遭宏觀反轉擊穿</h2>
高盛此次業績爆雷的直接原因，在於其對美國經濟潛在放緩背景下的利率路徑預判失誤。
據媒體援引知情人士透露，高盛此前持有一系列與科技和人工智能相關的頭寸，這些資產通常在經濟疲軟時表現不佳。作為平衡風險的對沖手段，該行同時建立了押注美聯儲降息的頭寸，以期在經濟增長乏力時獲得收益。
然而，伊朗戰爭徹底顛覆了這一策略組合。地緣政治衝突推升了通脹預期，促使市場計入美聯儲、英國央行和歐洲央行可能提高借貸成本的風險。
這一預期的急轉彎重創了高盛的降息押注。此外，知情人士補充稱，在衝突引發的市場動盪期間，高盛在協助客户清算平倉的過程中也產生了一部分損失。
<h2 style="text-align: left">激進風險偏好的反噬</h2>
在固定收益交易領域，高盛一直是華爾街占主導地位的參與者之一。
自 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許多華爾街銀行的交易部門大幅削減了方向性市場風險敞口，轉而更加專注於為客户提供融資和交易便利。然而，高盛依然以比同行更願意承擔市場風險而聞名。
其中，利率部門在高盛內部向來以敢於承擔較大風險著稱。該業務由高盛 FICC 集團聯合負責人 Anshul Sehgal 領導，其上司、高盛最高級別交易員 Ashok Varadhan 同樣曾是一名利率交易員。這種更為激進的風險偏好在判斷準確時能帶來極其豐厚的利潤，但在市場走向出乎意料時，則會導致顯著的業績跑輸。
<h2 style="text-align: left">管理層表態與業績分化</h2>
針對 FICC 部門遠弱於預期的表現，高盛管理層給出了相對淡化的回應。
高盛財務主管 Denis Coleman 本週對分析師表示，利率和抵押貸款交易收入的下降歸因於 “更艱難的做市環境”，且這一降幅部分被貨幣和大宗商品交易的強勢所抵消。
高盛總裁 John Waldron 週三在一次會議上辯稱，這 “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好的固定收益季度”。他解釋道，在利率和大宗商品劇烈波動的時期，“你可能會陷入車流中，事情在任何特定時刻都不會如你所願”。
最終，FICC 部門的暗淡表現讓高盛五年來最賺錢的季度業績略顯失色。不過，得益於同樣令 FICC 部門措手不及的狂野市場震盪，高盛的股票交易業務創下了 53 億美元的歷史最高收入紀錄，形成了鮮明的內部業績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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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持有一系列科技與 AI 頭寸，作為平衡風險的對沖手段，該行同時建立了押注美聯儲降息的頭寸，然而伊朗戰爭徹底顛覆了這一策略組合，高盛激進的降息對沖頭寸被徹底擊穿，一季度 FICC 業務遭遇 “滑鐵盧” 逆勢驟降 10%，不僅低於預期的 10% 增長，更遠遠落後於摩根大通、花旗和摩根士丹利同期實現的兩位數增長。

- 高盛第一季度 FICC 業務收入降幅達 10%，顯著低於市場預期。  
- 伊朗戰爭導致市場對加息風險重估，打擊高盛降息押注。  
- 股票交易業務創下歷史最高收入，部分抵消了 FICC 部門的損失。

一季度 “FICC 暴雷”，“華爾街一哥” 高盛也被伊朗戰爭 “打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