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梁啓超先生的千餘字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少年人。120年後的今天，1078萬學子走進考場，對這裏的絕大多數人而言，高考無異於人生的十字路口。和往年一樣，河南還是 “地獄模式”，今年有 125 萬考生報名，復讀生比率高達 40%；毛坦廠中學的車隊依舊按時發車，第一部車的司機和學生還是均屬馬或姓馬，寓意馬到成功；眾多來自企業家、明星和其他名人的祝福準點刷屏，一切都是熟悉的模樣。但在不知不覺中，考生人數每年創下新高之外，高考的意義也在變化，從 “為國讀書” 到為好工作讀書，經濟社會的進步讓高考的價值越來越聚焦於個人，同樣改變的還有不同人羣對於高考的態度，逐漸走向兩個極端。1一考再難定終身高考本身是很公平的，它將一個人的智商、學識、努力都放在同等的標準下進行考量，擇優錄取。某種意義上説高考是這個世界上最公平的東西。在過去那個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熱年代裏，高考制度也沒能倖免，因為 “基本上沒有跳出資產階級的框框” 而被扔進了垃圾堆，但是事實證明就中國的情況而言，儘管存在各種問題，高考仍是最優解，是無數人得以改變命運的途徑。在我們熟知的名人當中，諸多行業的大拿都是通過高考實現了階層的跨越。如果沒有高考，27 歲的棉紡織廠搬運工張藝謀，19 歲石油工人李小加，可能早早地就過上了喝茶逗鳥的工廠退休生活，而俞敏洪、李東生、王毅等人大概率也會在工人階層度過普通的一生。早先，高考還是名副其實的 “擠獨木橋”。1977 年恢復高考時，570 萬人報名，錄取比例只有區區 5.3%。這一數字在 80 年初期逐步提高，從 20% 升到 90 年代 30%，現在已經高達 90%。同時，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也在不斷上升，2003 年是 17%，2020 年是 54.4%，7 年翻了兩倍。從大數據來看，獨木橋沒似乎那麼擠了。不過，擠不擠，只是相對的。2020 年高考一本上線率達到 30% 以上的地區共三個，分別是北京、上海、天津，其中北京市參考人數 4.92 萬，上線人數 2.25 萬，一本上線率為 45.68%。反觀倒數的廣西、河南、西藏，100 個人中只有約 11 個人能上一本大學。在頂尖學校的錄取上，情況同樣如此。越窮的地方，越難上大學，也越難考上好大學，這是不爭的事實。區域歧視之外，更重要在於，高考的價值屬性在不斷被削弱。恢復高考的 44 年來，“精英教育” 終變為 “大眾教育”，上名校仍然是是每個學生的夢想，但是好大學早已不再是 “出人頭地” 的充分條件。在沒有經濟水平和地位上的分別的時候，儘管存在各種差異，高考仍是唯一的遊戲規則，沒有太多例外，通過自身的努力就能改變命運。然後，優秀的人鯉魚躍龍門，就創造了新的台階。差異化是這個世界發展的源動力，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但是階層這東西是有 “繼承性” 的：一個沒有家產與積蓄的普通人，可能一生無論再努力，也無法超越通過繼承上一輩人的財產得到的財富多。所以，N 多年後普通家庭通過高考跨越階層的難度越來越大，尤其是當這些一代代承襲下來的優勢可以讓人得以規避 “遊戲規則”。“高考工廠” 毛坦廠中學的學生每天有 17.5 個小時在教室裏度過，吃飯作息時間安排精確到秒，強度比 996 還要高，衡水中學的學生打個飯排隊還要背單詞，最後的結果或許和北京人大附中某位輕鬆學習的同學差不多。這種分化，將會越來越明顯。2競爭，還在考場之外1977 年恢復高考制度之前，“自願報名，羣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 十六字真言就是中國大學全部的錄取條件，而這種方式造成的結果是，一些黨的幹部利用特權招收自己子女，當年教育學家查全性在向鄧總設計師報告時，表達了一位教育家的氣憤：“學會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高考給了普通人機會，為了脱穎而出考上名校，慢慢地就形成了一種 “內卷”。前兩天有專家説，內卷才是學生的福利，否則怎麼拼得過富二代？的確，高考給了普通人機會，但專家沒説的是大部分富二代都在規避高考。2014 年，潘石屹先後向美國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捐款 1500 萬美元、1000 萬美元，説是要 “讓中國的貧困學生到世界一流大學去讀本科”。後來，潘石屹的兩個兒子就進了世界名校就讀。李嘉誠曾經向斯坦福捐 3700 萬美金，自己的兩個兒子也都如願以償進入斯坦福就讀；2019 年震驚世界的美國知名大學受賄醜聞案中，兩筆賄賂鉅款均出自中國家庭，其中山東某製藥公司董事長花了 650 萬美元讓女兒雨思進入斯坦福大學。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頂級的富豪直接花錢保送，次一級的財富不夠達到 “捐款” 門檻的家庭，可以拿到各種名額出國留學鍍金，2019 年我國出國留學人數達到 70.35 萬人，其中自費人數佔比超過 9 成。即便是在國內也有各種優質的教育資源，比如名校的自主招生、特招生計劃，比如通過移民或者拿到北京上海的户口，再比如大學夏令營班和各類的高水平輔導班。而這些人家的孩子，是不會出現在毛坦廠中學和衡水中學拼命內卷的隊伍當中的。2019 年，55% 的新中產家庭子女教育支出佔總支出比例在 10%-30% 之間，9.9% 的家庭子女教育支出佔總支出比例超過 50%。此外，家庭年收入越高，在子女教育方面投入越大：年收入在 20 萬元-30 萬元之間的新中產家庭中，該比例僅為 3.3%；年收入超過 80 萬元的家庭中，15.5% 的家庭子女教育支出佔總支出比例超過 50%。想一想，在同等智商水平下，一個擁有普通人難以企及的豐厚資源，一個純靠努力，寒門越來越難出貴子並沒有什麼好意外的。用自己奮鬥得來的優勢為子女提供捷徑，這是人之常情，沒有什麼好批判的。本質上這也是一種 “公平”，只不過這是更廣泛意義上的公平，納入了金錢、資源、地位等考量標準的公平，不為大多數人接受和認可的公平。我們不想批判什麼是非對錯，只是在單純地討論一種現象——富裕的家庭在想發設發規避高考，而普通人只能在激烈競爭中不斷內卷。當這些捷徑越來越多，窮富之間的固化愈發明顯，躍層變得越來越難，高考就漸漸變成了大多數人的內卷遊戲。有那麼一撮人，在高考考場之外就已經贏了。但雖如此，這並不就意味着普通家庭子弟就要從此認命，然後選擇躺平。在當前形勢下，高考可能是絕大多數普通家庭子弟最便宜、最有效、最公平的，乃至唯一的出路。3寫在最後：心裏要有光躺平文化，越來越被大眾所接受，曾經年輕人的偶像董明珠、白巖鬆開始被調侃，翟鴻燊、陳安之的成功學被棄之如敝履，身邊喝雞湯的人也漸漸絕了跡，書店推廣角《成功人士的七個習慣》和《從你的全世界路過》早已不見，暢銷榜上取而代之的是《活着》和《人間失格》，“忍受苦難” 和 “喪” 文化已然成為主流。我們常常笑言，人生的第一個轉折點是——出生。有一個富爸爸，這輩子就贏在了起跑線上，這話聽起來扎心卻再真實不過。羅曼羅蘭説，世界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就是認清現實後依然熱愛生活。內卷的時代，擺在大多數人的面前有兩條路，一是躺平不作為，另一個是積極地參與進去。我們無法對既定的事實作出改變，但可以對尚有無數種可能的未來抱有希望，對絕大多數人而言，高考仍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轉折點。對毛坦廠那些出身貧困的孩子來説，高考的路走得很艱難，但這是為數不多甚至是唯一可以改變命運的路。這條路就是走出大山的路，哪怕是一條很窄的獨木橋，而選擇旁觀，也就放棄了大部分的可能。這就是為何每年的一本錄取率很低，但參加高考的人數卻依然連年增長，因為相信付出終會有回報。這個世界可能確實不夠公平，也不夠美好，但我們還是要努力、勤勉、上進，盡力做好自己該做以及能做的。畢竟我們追求的東西不僅僅是一所好大學，而是更多的可能性，以及未來某天可以有力量去改變。路雖不好走，但心中有光，何懼山高路長。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