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中的國運：兒時回憶的打蟲糖，你真的瞭解嗎？（上）

大家好，我是傑克。

我正在做一件笨事：按成立順序，寫完標普 500 的企業。

喬布斯曾説：“最終，一切都關乎品味。”

在投資世界中，這種品味首先指向看懂商業模式的能力。正如巴菲特強調，評價一家企業，必須從商業模式開始。唯有真正 “看過”，才能感知何為卓越。

巴菲特踐行的方法極為樸素：翻開每一頁。他曾兩遍通讀數千頁的《穆迪手冊》，不放過任何角落。芒格驚訝於他對加州小公司的熟悉，答案依然是——他早已 “翻開過那一頁”。

我們從標普 500 開始。翻開每一頁，是品味建立的第一步。

這是一場關於 “價值” 的長跑，一段認知不斷前行的跋涉。是尋找同類的相互辨認，更是從孤燈前行到星河共亮的奔赴。

建議先關注，再閲讀，我們一起深入。

-正文-

導讀：本文以 “寶塔糖” 為切入點，通過回顧這一國民級驅蟲藥的興衰，揭示中國從積貧積弱的農業國向工業化轉型的艱難歷程。文章剝離懷舊濾鏡，通過山道年（Santonin）的引進、本土化及最終被更先進藥物替代的歷史，闡述了現代公共衞生建立在化學工業基礎之上的冷峻事實。這不僅是 “打蟲藥” 的進化，更是一部微縮的中國近現代醫藥工業史。

前一陣社交媒體上又掀起了一股懷舊風。

有人曬出了小時候吃過的 “寶塔糖”，那些五顏六色的、稜角分明的圓錐體，立刻引發了 70 後、80 後甚至部分 90 後的集體共鳴。

評論區裏充滿了温情脈脈的回憶：“那是童年最甜的記憶”、“現在的藥沒有以前那個味兒了”、“那是我們回不去的純真年代”。

每當看到這種對匱乏年代的盲目美化，我就不得不站出來潑一盆冷水。

今天，我們要剝開這層温情脈脈的糖衣，看一看包裹在裏面的殘酷真相。我們要講的，不是一個關於童年味蕾的故事，而是一個關於 “落後農業國” 如何通過工業化手段完成自我救贖的故事。

這顆糖的興起與消失，恰恰證明了一個觀點：現代生活是脆弱的，也是昂貴的，它建立在對自然界的殘酷征服和對落後生活方式的徹底背叛之上。而我們所要做的，就是保衞這種背叛。

對於 1990 年以後出生的中國人來説，關於 “寄生蟲” 的記憶是蒼白且無菌的。

那大多是一個陽光明媚的午後，兩片白色的藥片（阿苯達唑）被隨手丟進嘴裏。有點甜，像奶糖。吃下去之後，什麼也不會發生。肚子裏的蛔蟲、鈎蟲、蟯蟲，在不知不覺中被阻斷了葡萄糖攝入，飢餓至死，溶解成水，消失在現代化的抽水馬桶裏。

還有些 90 後小夥伴可能想到了 “糖丸”，但是它們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小時候打針時，醫生常用一顆甜甜的 “糖丸” 安撫我們，其實那是預防小兒麻痹的脊灰疫苗。顧方舟發明的這種疫苗，利用減毒病毒與輔料做成口服形式，拯救了無數兒童的生命。如今疫苗已改為注射和口服滴劑，程序更加科學，但 “糖丸” 仍是許多人心中的記憶。

但對於 70 後和 80 後而言，打蟲是一場充滿血 腥味與儀式感的集體童年回憶。

記憶的載體是那座五顏六色的 “寶塔”。粉紅的、淡黃的，稜角分明，像是一個微縮的建築模型。

吃下它的第二天是驚心動魄的。在遍佈蒼蠅的旱廁邊，孩子緊張地盯着下方。直到看見那條長約 20 厘米、粉紅色、還在蜿蜒扭動的蛔蟲被完整排出，一種混合了恐懼與成就感的戰慄才會傳遍全身。

這種 “看得見” 的療效，曾是幾代中國人的心理慰藉。

然而，1982 年 9 月，衞生部一紙公文，宣佈淘汰 127 種藥品，“寶塔糖” 的核心成分——山道年（Santonin）赫然在列。隨後，曾被視為國家機密的製藥原料——蛔蒿，在中國大地上基本滅絕。

所以，很多 80 後小時候吃的寶塔糖，其實已經是 “掛羊頭賣狗肉” 了——外形還是寶塔，但裏面的成分已經換成了更便宜、更穩定的磷酸哌嗪。

為什麼一種用了上百年的神藥會被禁？為什麼一種植物的成分提取會牽動中蘇兩國的冷戰神經？

當我們剝開這顆糖衣，裏面包裹的不僅僅是藥粉，而是一部跨越晚清、民國、新中國到改革開放的百年激盪史。

01 晚清：四萬萬 “腹中之國”

現在很多人反感現代化工，推崇 “純天然”、“有機”、“古法”。在他們的想象中，工業革命之前的中國農村，是山清水秀、男耕女織的田園牧歌。

如果你真穿越回去，哪怕只是回到 19 世紀末的中國農村，迎接你的不是詩和遠方，而是糞便和寄生蟲。

19 世紀末的中國農村，是一幅病理學的浮世繪。

一位在四川行醫的英國傳教士醫生在日記中寫道：“這裏的兒童普遍呈現出一種詭異的體態——四肢如枯枝般纖細，面色蠟黃如土，但腹部卻異常鼓脹，如同懷胎十月的婦人。”

這並非簡單的營養不良，而是重度寄生蟲感染的典型體徵——“蟲積”。

為什麼會這樣？這是前工業時代農業社會的必然詛咒。

在那個沒有化肥的年代，人畜糞便是最珍貴的肥料。農民將新鮮的糞便潑灑在菜地裏，蛔蟲卵附着在青菜葉上。簡單的清洗無法去除具有黏性的蟲卵，甚至很多貧苦人家有喝生水的習慣。

一個生活在晚清或民國農村的普通人，他的一生就是和寄生蟲共生的一生。

蟲卵入腹，在小腸孵化，幼蟲穿破腸壁進入血液，流經肝臟、心臟，最後到達肺部，再順着氣管爬到咽喉，被吞嚥回小腸發育成成蟲。

這一條完美的閉環，在四萬萬中國人的身體裏週而復始。據 1930 年代的一項公共衞生調查推測，當時中國農村人口的蛔蟲感染率高達 80% 以上，部分地區甚至達到 95%。

一個面黃肌瘦的壯勞力，肚子裏可能養着半斤重的蟲子。它們爭奪着宿主僅有的一點口糧，分泌毒素影響智力發育。

也就是説，當時幾乎每一箇中國人，都是行走的蟲巢。

面對這種大規模的生物寄生，我們的傳統醫學表現如何？

很遺憾，在以解剖學和微生物學為基礎的現代醫學降臨之前，傳統醫學是無力的。

中醫古籍稱之為 “蛟龍” 或 “長蟲”。《本草綱目》記載了使君子、烏梅丸、苦楝皮等方劑。

使君子確實有效，但毒性難控。吃少了沒用，吃多了會導致嚴重的呃逆（打嗝不止）和嘔吐。苦楝皮則更為猛烈，過量服用會導致胃出血甚至肝腎衰竭。

在沒有現代萃取技術和定量分析的古代，醫生開藥全憑經驗，這就是在拿人命賭博。

在正規中醫之外，廣大的鄉野滑向了巫術的深淵。

道教將寄生蟲神魔化為 “三尸蟲”。在魯迅的故鄉紹興，孩子肚子痛（蛔蟲鑽膽），父母往往不去藥鋪，而是去廟裏求一張黃紙符，燒成灰，兑水灌下去。

更慘烈的是 “以毒攻毒”。在晚清的《申報》角落裏，時常能看到兒童因吞食水銀、雷公藤而中毒身亡的慘案。父母並非不愛孩子，而是在看着孩子痛得滿地打滾時，這是他們唯一能想到的 “雷霆手段”。

所以，不要美化 “古法”。在工業化學品阿苯達唑（腸蟲清）普及之前，中國人的腸道控制權，從來不在自己手裏，而是在寄生蟲手裏。

100 多年前，是誰打破了這個僵局？

是化學。

19 世紀中葉，西方從植物 “蛔蒿” 中提取出了山道年（Santonin）。這是人類第一種像樣的驅蟲藥。

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山道年的故事，是一部典型的買辦經濟痛史。

山道年提取自一種生長在北極圈附近的植物——蛔蒿（Artemisia cina）。

在 19 世紀末，全球的化工霸主是德國。生產山道年需要掌握有機化學提取、結晶和純化工藝，德國的默克（Merck）和拜耳（Bayer）幾乎壟斷了這種藥物的生產。

在上海著名的屈臣氏大藥房（A.S. Watson & Co.）裏，深棕色玻璃瓶裝的德國原裝山道年，晶瑩剔透，純度極高。

但它太貴了。

根據 1910 年的物價，一盎司（約 28 克）德國山道年粉末，售價在 10 到 15 塊銀元之間波動。

這在當時是什麼概念？魯迅在教育部當科長時，月薪也不過幾百大洋；而一個拉黃包車的駱駝祥子，拼了命跑一個月，除去車份兒錢，剩下的只能勉強餬口。普通農民一年的現金收入，可能都買不起這一小瓶藥。

對於絕大多數晚清百姓來説，德國人的山道年，就像那大玻璃櫥窗裏的西洋自鳴鐘一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神物。

他們只能繼續給孩子灌符水，或者去買那些成分不明的江湖大力丸。

這就是前工業國的悲哀：你知道有藥能救命，但你處於全球產業鏈的最底端，你沒有任何議價權。

02 商業天才與 “愛國神藥” 的謊言

在大洋彼岸的美國，驅蟲藥很早就經歷過一場 “口感革命”。

早在 1849 年，輝瑞公司（Pfizer）的創始人之一查爾斯·埃爾哈特，利用他作為點心師的技能，將苦澀的山道年混入奶油太妃糖，用做蛋糕的裱花嘴擠出了圓錐體的形狀。這就是後來 “寶塔糖” 的雛形——“山道年圓錐糖”。

但遺憾的是，晚清的中國孩子，註定嘗不到輝瑞那口正宗的 “美式蛋白脆餅”。

這背後是地緣政治與物理天塹的雙重壁壘。

首先是距離太過遙遠。在巴拿馬運河開通前，輝瑞所在的紐約距離上海太過遙遠。而以屈臣氏（A.S. Watson）為代表的英資洋行，牢牢把持着遠東的醫藥渠道。在大英帝國的貿易網絡裏，商船從倫敦或漢堡出發，穿過蘇伊士運河直抵上海，這條航線比美國航線更短、更穩。 因此，能擺進上海灘大藥房玻璃櫃台的，大多是英國的硬糖錠劑或德國的結晶粉末。

沒錯，屈臣氏很早就進入了中國

其次是工藝的硬傷。輝瑞發明的初版寶塔糖，本質上是一種 “蛋白脆餅”（Meringue）——用蛋白霜和糖漿打發，酥脆鬆軟。這種嬌氣的 “法式甜點” 根本熬不過海上三個月的高温與顛簸。

相比之下，歐洲人出口到中國的往往是質地堅硬的糖果片，或者是直接出口原料。

更深層的原因，在於當時掌控中國醫藥市場的洋行買辦（Compradors）的算盤。對於屈臣氏大藥房（A.S. Watson）或德國科發藥房（Voelkel & Schroeder）的買辦們來説，進口成品糖果是 “笨生意”。成品糖果體積大、易損壞、關税高，而且利潤是透明的。

相比之下，進口德國默克（Merck）生產的高純度 “山道年結晶粉末” 才是暴利。一小瓶晶體，漂洋過海運過來，買辦們可以在後堂把它分裝、稀釋，甚至摻入滑石粉，調配成各種所謂的 “自制秘方”。

當時更普遍的情況是 “前店後廠”。像屈臣氏這樣的巨頭，往往會進口德國默克的高純度原料，然後由自己的藥劑師在上海或香港的工場裏，模仿西洋模具，就地生產。這是那個買辦時代心照不宣的潛規則。

所以，晚清 “富家子弟” 吃到的 “洋行寶塔糖”，很可能是一顆流着德國血液（原料）、披着英國外衣（品牌）、卻有着中國出生地（上海製造）的混血糖。

於是，晚清的驅蟲藥市場出現了一個殘酷的分層：

頂層是德國貨：深棕色玻璃瓶裝的默克原廠結晶。純度最高，價格最貴，通常只出現在達官貴人的深宅大院裏。它是苦的，但那是 “尊貴的苦”。

中層是英國/本土改良貨：像上海的愛兒康藥房或英國藥房，他們買來原料，自己在上海本地模仿輝瑞的工藝，現做現賣這種 “寶塔糖”。這屬於那時的 “中產消費”，雖然不用忍受苦味，但價格依然不菲。

底層是日本貨：一戰後，日本化工崛起。日本的武田長兵衞商店（今武田製藥）和鹽野義，向中國傾銷工業級山道年片劑。那是粗糙的、扁平的白色藥片，極苦，雜質多，副作用大，但勝在極其便宜。對於廣大吃不起糖塔的底層百姓，這是唯一的選擇。

在清末民初，去屈臣氏大藥房買一套正規的德國山道年療程（藥粉 + 蓖麻油/甘汞），最少需要 0.5 到 1 塊銀元。 當時的物價水平如何？1 塊銀元，相當於一個壯勞力 20 到 30 天的全部工資，或者全家半個月的口糧。

對於絕大多數農民來説，花一個月伙食費去買幾克洋藥？那是天方夜譚。

一戰後，日本趁德國戰敗，引進了蛔蒿種植（主要在朝鮮半島和北海道地區），並由武田長兵衞商店（今武田製藥）大規模生產廉價的山道年片劑。

日本人的傾銷策略極其兇狠：降價。

到了 1920 年代，日本山道年片充斥中國市場。雖然便宜了，但中國老百姓依然不敢買。

原因有二：

第一，恐懼西藥。當時的民間謠言認為西藥是 “虎狼之藥”，吃多了會絕後。事實上，山道年確實有副作用，會導致 “黃視症”（視神經中毒，看東西變黃）和驚厥。

第二，民族仇恨。五四運動後，抵制日貨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買日本藥，就是給仇人送子彈。

市場呼喚一種既便宜、又安全、還愛國的驅蟲藥。

於是，民國醫藥史上一位 “聰明人”，“產品經理”——張思雲，登場了。

張思雲畢業於廣東公醫大學，是正經的西醫科班出身。但他也是一位深諳人性的商業天才。

他敏鋭地抓住了痛點：百姓信中醫、恨日本、愛孩子。

1930 年代，他在上海創辦宏興製藥社，推出了一款名為 “宏興鷓鴣菜” 的產品。

這是一場利用信息差和民族情緒的商業收割。

我們來看看這款商業邏輯堪稱完美的 “縫合怪”：

他從日本進口廉價、粗糙的工業山道年，磨成粉，摻入 90% 以上的麪粉和糖。

然後，給它起個名字叫 “鷓鴣菜”（一種沿海紅藻的名字，民間傳説能驅蟲），謊稱是純中藥，是 “國貨之光”。讓老百姓一聽就覺得親切：“這是老祖宗的草藥，不是洋人的毒藥。” 實際上，藥里根本沒有一點紅藻。

最後，在報紙上刊登 “胖娃娃” 的廣告，甚至打出 “提倡國貨，挽回利權” 的口號。

這就是民國工商業的底色。它沒有建立自己的化工生產線，沒有掌握原料的定價權。它唯一的 “創新”，就是把洋人的化學原料，包上一層 “中華傳統文化” 的包裝紙，然後利用同胞的愛國熱情，賺取利潤。 

這叫什麼？這叫買辦資本主義。

直到解放後，新中 國政 府揭開了蓋子，大家才發現：吃了十幾年的 “海藻神藥”，原來全是摻了麪粉的日本化學粉。

張思雲的營銷手段，即便放在今天也足以讓 4A 廣告公司汗顏。

他在《申報》和《新聞報》上買下整版版面，一年廣告費高達 25 萬法幣。

廣告畫面是一個巨大的、白白胖胖的嬰兒。為了迎合當時人們對 “胖” 的極度渴望（胖代表健康、富足），這個嬰兒往往只穿一個紅肚 兜，甚至全 裸，展示着蓮藕般的手臂和圓潤的肚子。

對於那些看着自己孩子瘦骨嶙峋的父母來説，這個 “胖娃娃” 就是最極致的視覺誘 惑。

在南京夫子廟的宏興分社門口，張思雲安裝了一個電動的機械小丑。小丑手裏拿着瓶子，不停地做着喝酒的動作，週而復始。

這種西洋景讓沒見過世面的百姓把大門堵得水泄不通。大家看稀奇的同時，也深深記住了 “宏興鷓鴣菜” 這五個字。

最瘋狂的是，宏興甚至發行過一種帶有軟色 情意味的月份牌：畫面是一個面對半 裸美 女 “坐懷不亂” 的小和尚，表現藥力強勁。雖然這引發了衞道士的抨擊，但爭議本身就是流量。

靠着這種 “愛國 + 中醫 + 療效（其實是西藥）” 的組合拳，鷓鴣菜在上海一年能賣出 1500 萬包。張思雲賺得盆滿缽滿，在香港蓋起了 “鷓鴣大樓”。

這是一個時代的縮影：用日本的原料，摻中國的麪粉，喊愛國的口號，收割普通人的銅板。

1949 年，新中國成立。

衞生幹部們接管城市後，很快發現了 “鷓鴣菜” 的秘密。化驗單顯示，這所謂的國藥就是稀釋的山道年。

按理説，這種欺詐行為應立即取締。

但新生的共和國面臨着一個尷尬的現實：缺藥。

西方世界對新中國實施了嚴密的經濟封鎖，進口山道年的渠道被徹底切斷。如果取締了鷓鴣菜，孩子們連這點稀釋的藥都沒得吃了。

於是，上海衞生局只能採取一種務實的妥協：允許繼續銷售，但必須在包裝上貼條，註明 “本品僅具驅蟲功效”，不許再吹噓能治百病。

這種妥協持續到了 1952 年。

那一年，全國開展轟轟烈烈的 “五 反” 運動（反對行賄、偷税漏税、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張思雲和他的宏興製藥社被作為 “奸商” 典型遭到了清算。罪名不僅是欺詐，更在於他利用人民的健康牟取暴利。

鷓鴣菜退場了，但幾億孩子的肚子還在疼。

誰來填補這個空白？

未完待續——秦王繞柱走

本文由普通網民以現代方法制作，Gemini 有巨大貢獻。

參考資料：張勇安主編，《醫療社會史研究》第十三輯（cssci 集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 年，作者：周永生

傑克：這是我在為寫作標普 500【8】輝瑞製藥收集資料過程中，意外發現的一段故事。我在閲讀的過程中大受震撼，一花一世界，小小的線索是可以挖掘出一個很大天地的。為了可讀性，我額外組織更多資料，寫成本文。限於篇幅，將分段發表。在此先分享給大家。

如果你覺得這篇文章，讓你多一個角度，看清了商業表象背後的真實肌理，歡迎點贊、在看、轉發。

-END-

大家好，我是傑克。

我在按照成立時間順序逐個寫標普 500 的成分股公司。

為什麼我要這麼做？

因為時間是商業世界裏最無情的審判官，也是最公正的加冕者。

在這個系列中，我將遵循 “林迪效應”（Lindy Effect）的指引——對於一些不會自然消亡的東西（比如技術、思想、公司），它們存在的時間越長，未來能存在的時間往往也越長。

我們要拆解的，不是幾根 K 線的漲跌，而是商業模式的 “骨骼” 與 “肌肉”。為此，我特意剔除了金融類（Financials）和公共事業類（Utilities）。

為什麼？因為銀行和保險的資產負債表往往像一個無法徹底看透的 “黑箱”，槓桿是它們的氧氣，也是它們的毒藥；而公共事業雖然穩健，但更多依賴特許經營權和監管紅利，缺乏在自由市場搏殺出的野性。我們要尋找的，是那些在殘酷的自由競爭中活下來的 “非金融實體”。

按照成立時間一家家寫下去，我們將看到一幅壯闊的圖景：

從 18 世紀的運河與麪粉廠，到 19 世紀的鐵路與鋼鐵，再到 20 世紀的消費品與石油，最後是 21 世紀的硅谷芯片。這不僅是一份標普 500 的名單，更是一部活着的資本主義進化史。

在接下來的旅程中，我將帶大家去尋找那些 “基業長青” 的秘密，去回答以下幾個核心問題：

穿越週期的基因：為什麼有的公司經歷過南北戰爭、大蕭條、兩次世界大戰和互聯網泡沫，依然屹立不倒？它們是如何在技術更迭的巨浪中完成 “大象轉身” 的？

護城河的本質：是無與倫比的規模效應？是甚至能對抗通脹的品牌心智？還是某種極高的轉換成本？我們要剝開財報的數字，看到底層的競爭優勢。

生意的第一性原理：不管是賣藥、賣糖水，還是賣軟件，好生意的底層邏輯往往是通用的。我們要從這些百歲老人身上，提煉出那些 “不變” 的真理。

有人把標普 500 稱為 “藍星貝塔”（Blue Star Beta），意為地球上經濟增長的平均收益。但在我看來，這 500 家公司裏，藏着人類組織協作的智慧。

這是一場漫長的長跑。如果你也相信 “慢慢變富” 的力量，如果你也對 “好生意” 有着近乎偏執的好奇心。請關注我，我們從最古老的公司開始，這趟旅程，現在出發。

目前已完成：

【1】高露潔 Colgate-Palmolive 1806 年：我那沒出息的狗，吃得比我還貴，華爾街卻笑瘋了 

【2】邦吉 Bunge Global 1818 年：控制全球飯碗的 “隱形巨人”：為什麼我們離不開全球化？ 

【3】麥克森 McKesson 1833 年：全美排名第九的巨頭，為什麼你聽都沒聽過？拆解美國醫療的 “運血大動脈” 

【4】迪爾 Deere & Company 1837 年：比特斯拉更早實現輪上機器人，是一家 188 年的拖拉機廠？ 

【5】寶潔 P&G 1837 年：全球商業領袖的黃埔軍校，是 Costco 開市客最大的受害 

【6】史丹利百得 SWK 1843 年：中國的鋰電池，正在改變美國水管工的生產力 

【7】丘奇德懷特 CHD 1847 年：美國人最偏愛哪家避 yun 套？不是你想的

$輝瑞(PFE.US) $默克(MRK.US) $雲南白藥(000538.S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