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觀不正，不與同謀

清倉掉了 3 只股票，和估值無關，和三觀有關。

META、甲骨文是對華立場問題，微軟是因為愛潑斯坦島事件，雖然蓋茨給過解釋，但是滿天飛的新聞，讓我拿着微軟很不舒服。

美股七巨頭（蘋果、微軟、英偉達、Meta、Alphabet、亞馬遜、特斯拉）創始人對中國的態度呈現明顯分化：庫克（蘋果）和馬斯克（特斯拉）表現出明顯友好姿態，扎克伯格（Meta）和埃裏森（甲骨文）則持負面態度，而皮查伊（Alphabet）、賈西（亞馬遜）和納德拉（微軟）的態度則相對複雜或模糊。

一、明確友好的態度

蒂姆·庫克（蘋果 CEO）

庫克多次公開表達對中國市場的重視和讚賞。2024 年 3 月訪華期間，他明確表示"我愛中國，也愛中國人"，並強調"沒有中國的合作伙伴，我們就無法取得今天的成就"。他特別指出中國是"蘋果公司的重要市場和關鍵供應鏈夥伴"，承諾"持續加大對中國供應鏈、研發和銷售的投入"。這種態度源於蘋果對中國市場的深度依賴。

埃隆·馬斯克（特斯拉 CEO）

馬斯克近年來頻繁在社交媒體上"點贊"中國。2026 年 1 月底至 2 月初，他接連在 X 平台發文，盛讚中國在人形機器人、太陽能產能、電力生產及電動汽車等領域的成就，稱 “中國太陽能和電動汽車的驚人增長，將大大降低其對石油和天然氣的依賴”，並評論 “中國電力生產超速增長，太陽能是最大的增量貢獻者”。他甚至指出 “世界力量平衡正在發生變化”，認為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排名第一。這種表態既是對中國發展的認可，也包含着向美國國內施壓的策略考量。

二、明確不友好的態度

拉里·埃裏森（甲骨文創始人）

埃裏森對中國持明顯敵視態度。2018 年他公開聲稱："如果我們讓中國的經濟超過我們，如果我們讓中國比我們培養了更多的工程師，如果我們讓中國的科技公司打敗我們的科技公司，不用太久，我們的軍隊就也會被打敗。"。甲骨文在中國市場曾實施壟斷行為，包括對聯通系統升級未用其指定團隊而處以 4000 萬元罰款。2019 年，甲骨文中國區研發中心約 1600 人面臨整體裁撤，被外界視為其 “敗走” 中國市場的標誌性事件。

馬克·扎克伯格（Meta 創始人）

扎克伯格的態度呈現複雜性。早年為進入中國市場，他不僅多次訪華示好，還願意 “無條件接受政府的各種要求”，甚至在 2015 年開發了一套完整的網站審查系統。他本人也學習中文，並能用中文在清華大學發表演講。然而，在未能如願進入中國市場後，他轉變態度，多次在公開場合抨擊中國是 “自由互聯網的敵人”。近年來，扎克伯格對中國的 AI 發展表達了警惕，其公司 Meta 也資助了批評中國的活動，並計劃 “與特朗普政府合作，確保全球 AI 標準以美國價值觀為主導，而非中國模式”。在 2024 年的一次專訪中，扎克伯格也承認，美國在 AI 領域領先中國數年的想法是不現實的，比較合理的目標是 “長期領先中國 6-8 個月”。

三、複雜或模糊的態度

桑達爾·皮查伊（Alphabet CEO）

皮查伊對中國的 AI 發展持相對開放態度。在 DeepSeek（中國的 AI 初創公司）崛起後，他表示 DeepSeek 的領導層是一個 “強大的團隊”，並讚揚了他們的工作。這表明他對中國的科技創新持一定認可態度，但其公司谷歌在中國市場的業務受限，整體立場仍受美國政府對華政策影響。

安迪·賈西（亞馬遜 CEO）

賈西對中國的立場主要基於商業利益考量。一方面，亞馬遜高度依賴中國供應鏈，其平台上有大量中國賣家。另一方面，在美國對華政策影響下，其公司業務也受到衝擊。關於亞馬遜創始人貝佐斯本人對華態度的公開信息較少，其立場更多通過公司行為和現任 CEO 的表態來體現。

薩提亞·納德拉（微軟 CEO）

納德拉的公開表態相對務實。微軟在中國有 Azure 雲服務等業務佈局，但根據公開信息，其對華態度更多體現為基於商業利益的務實考量，而非公開的 “友好” 或 “敵對” 立場。例如，為應對美國新規 EO 14117，微軟中國對業務進行了調整和收縮，以確保合規。

四、關鍵啓示

商業利益是決定態度的核心因素：庫克和馬斯克的友好態度直接源於其公司在中國市場的巨大利益，而扎克伯格和埃裏森的負面態度則反映了其業務在中國受阻後的反應。

態度具有動態性：扎克伯格早年為進入中國市場積極示好，失敗後轉為批評，近期又因 AI 合作需求表現出一定靈活性，説明科技領袖的對華態度會隨商業利益變化而調整。

"友好"不等於無條件支持：即使是庫克和馬斯克的友好表態，也往往伴隨着對中國政策、市場環境的批評或擔憂，其立場本質仍是商業利益驅動。

地緣政治影響日益加深：隨着中美科技競爭加劇，七巨頭創始人的對華態度越來越難以脱離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大背景，個人表態往往兼具商業與政治雙重屬性。

Tips：在評估科技領袖對華態度時，建議關注三點：一是其公司在中國市場的實際業務佔比；二是其表態是否伴隨具體合作行動；三是其言論是否受美國國內政治環境影響。單純依靠公開表態判斷對華態度容易產生誤判，需結合實際行動綜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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