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 “激進主義” 或將終結 美聯儲或將迎來時代轉折

上週，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召開的貨幣政策會議以 “收官之戰”(Finishing the Job) 為主題，表面上聚焦於美聯儲如何在逐步降息的同時，把通脹壓回 2% 的目標。然而，會中傳遞出的信號耐人尋味，這項 “任務” 也許永遠無法真正完成，而作為執行者的美聯儲，其角色也正面臨重新定義。

自格林斯潘至鮑威爾以來的 30 年間，美聯儲一直扮演着市場中的 “積極干預者”。從 1990 年代的利率調控，到 2008 年金融危機後開啓的量化寬鬆時代，再到新冠疫情期間空前的資產購買，美聯儲已從單純的貨幣政策制定者，演變成了危機應對的 “超級央行”。

但在此次會議上，一種共識悄然浮現，這個時代正在接近尾聲。未來的美聯儲可能將更剋制、更有限，乃至在根本職能上發生轉變。

美聯儲當前的政策工具和理論框架正遭受越來越多質疑。智通財經 APP 獲悉，普渡大學商學院院長、前聖路易斯聯儲主席布拉德指出，傳統的 “價格粘性” 模型已經不適用。他認為價格如今調整迅速，反倒是合同制度更為僵化，因此美聯儲的角色不應僅是控制通脹，更應保障貨幣的可預測性，以支持經濟運行中的合約制度。

哈佛大學教授、前白宮首席經濟顧問 Jason Furman 則批評美聯儲 “框架混亂”，依賴的數據指標頻繁變化，讓市場和公眾無所適從。他呼籲美聯儲採納更清晰、可預期的規則導向，而不是事事臨場反應。

克利夫蘭聯儲新任主席哈馬克建議重新審視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的作用，特別是量化寬鬆和緊縮政策的長期影響。而她的前任、現任沃頓商學院教授梅斯特則認為，現在的政策決策備忘錄過於簡略，使得市場過度揣摩主席鮑威爾的言辭，影響市場穩定。

鮑威爾以務實中間派形象上任，卻因新冠疫情成為 “救火隊長”，一度將利率降至零，並啓動大規模資產購買穩定市場。之後面對高通脹，鮑威爾迅速轉向，開啓數十年來最快的加息週期。

如今，美聯儲已取得初步成效，通脹有所緩解。但隨着特朗普重新進入政策舞台，其關税措施及其他政策可能再次擾亂價格體系。Capital Economics 的 Stephen Brown 預計，美國核心 CPI 到年底可能回升至 3.5%。Apollo 首席經濟學家 Torsten Slok 更是警告稱，美國可能面臨 “類滯脹” 局面，高物價、低增長，而美聯儲對此無能為力。

鮑威爾仍在努力 “軟着陸”，但他任期將於明年 5 月到期，而市場普遍預計特朗普最快將於今年秋季提名接班人。屆時，這場行動或將由另一人接手，結局未卜。

外界普遍預測，鮑威爾的繼任者將是前美聯儲理事凱文·沃什，一位對美聯儲危機干預模式持長期批評態度的人物。沃什主張央行應 “退居二線”，縮減資產負債表，減少職責擴張，不再過度干預市場。他曾公開表示，氣候變化、貧富差距、金融穩定等 “泛化目標” 應退出美聯儲的任務清單，唯一目標應是控制通脹。

另一位關鍵人物是現任美聯儲理事米歇爾·鮑曼，她是特朗普任命的監督副主席提名人，立場同樣偏向寬鬆監管。兩人在會議上的出席，本身就已透露出美聯儲內部正在轉向。

美聯儲預計將在今夏公佈新一輪政策框架審查結果，但許多內部人士對此持懷疑態度，認為新框架在領導班子更迭前很可能只是過渡性文件。梅斯特預計變動將較為温和，可能包括更對稱的通脹目標設定以及更清晰的預測方式；而前美聯儲經濟學家 Andrew Levin 則警告稱，美聯儲內部的制衡機制和透明度正在削弱，改革必須以更清晰的治理架構為基礎。

在沃什及其理念主導下的美聯儲將更剋制、更專注，但也可能在下一場金融危機中顯得 “武器不足”。Furman 總結道：“我們正處於一個全新的經濟階段。” 即使沒有特朗普的新一輪關税，他也懷疑通脹是否真的能進一步下降。